|
|
泉州古港 三湾十二支港 泉州湾。 刺桐港（后渚港说、南关港说、南关港向后渚港转移说） 法石港（美山渡、文兴渡） 洛阳港。 秀涂港 蚶江港（蚶江海防官署碑记） 深沪湾。 祥芝港。 永宁港（镇海石） 深沪港。 福全港。 围头湾。 围头港（围头澳、围头角） 金井港。 石井港（靖海门、平寇碑记） 安海港（山川形势。沿革、“港通天下商船，贾胡与居民互市”、安平商人） 东石寨。
三湾十二支港 历史上说的古泉州港，是泉州地区“三湾十二支港”合成的集群海港的总称。 “三湾”即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但“十二支港”的从属及名称，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说：一般认为，“十二支港”即泉州湾的洛阳港、后渚港、法石港、蚶江港；深沪湾的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福全港，围头湾的围头港、金井港、安海港、石井港。 二说：《闽台渊源丛书》介绍，泉州沿岸“形成许多优良港湾。有著名的‘三湾十二港’，即泉州湾的崇武港、秀涂港、后渚港、蚶江港；深沪湾的石湖港、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围头湾的福全港、东石港、安海港、石井港。”
泉州湾 泉州湾在泉州古港北部、泉州市东部，是三湾中最重要的一湾。位于北纬24o37，—24o53，，东经118o37，—119o00，北纳洛阳江，西迎晋江，东濒台湾海峡。北起崇武半岛，南至晋江祥芝，海岸线一百四十公里。 泉州湾内海系泥沙质岸，入海处属侵蚀性山地花岗岩岸，有辉长岩，外宽内窄，宽四十二公里，水域面积五百余平方公里。港最深处有三十米，平均水深四．三七米。水温平均二十六．九℃，透明度平均○．七一米。潮差六．四～七．七米，半日潮，往复流，东西流向偏多。湾内有大坠岛、小坠岛、乌屿、白山屿、七星礁等大小岛礁三十多个。主航道在马头山与小坠岛之间，水深十三米。 古泉州湾的四大支港为法石港、后渚港、洛阳港、蚶江港，此外还有崇武、秀涂、石湖、蚶江等港口。最著名的是后渚港，习称泉州港，又称刺桐港。 实际上，古泉州湾水域比现在更深更广。一九七四年六月，在后渚港出土一艘宋代海船。一九七六年又在东海法石发现古船残骸，一九八二年五月试掘时，发现在辉绿岩风化岩上有海泥沉积而成的四～四．五米灰泥层，说明在南宋以前，泉州湾比现在水深得多。 后因晋江、洛阳江注入湾内泥沙沉积，地壳上升，以及泉州旺沿岸的围垦，使江床不断抬高，江道不断变浅。因此，泉州湾可停靠船舶的地方，古今变化很大。 如泉州港，南宋时，海潮、海船还可到达丰州九日山下的金鸡桥。据九日山司马亻及祈风摩崖石刻所记，南宋．淳熙十年（一一八三年）农历二十四（退潮期），祈风后还可待潮返舟而回泉州郡城。宋时，泉州市舶司设在郡城南水仙门内（今水门巷），附近有一条巷叫舶司库巷，可见水仙门就在江边，且海船能够靠岸验关和卸货。 蚶江港附近的石湖港，南边的金钗山上，宋．政和三年（一一一三年）建有六胜塔，是海港的重要航标。 刺桐港 后渚港说 后渚港位于泉州湾西北角，是古代泉州港的中心港口，有“世界东方第一大港”的美誉。自一九七四年后渚港发掘宋代沉船后，“后渚港即刺桐港”即成定论。 《新元史．世祖本记》：“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年），大军从刺桐港出发，东征日本，翌年无功而还。十九年（一二八三年），击缅甸。二十一年（一二六四年），使脱欢击占城安南。”“至元廿九年（一二九二年），大军会泉州，自后渚起行。”以上军事行动均从刺桐港（后渚港）出发。 后渚港至今尚遗有宋、元时期的古渡头。还发现当时主祭海神的五个风水塔，塔石上刻着“至元癸未仲夏廿年（一二八三年），后山杨应祥刻”。 南关港说 有人否定“后渚港说”，认为“刺桐港”是“南关港”。 从中世纪到过泉州的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以及《光明之城》的雅各布等人对“刺桐港”地理环境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看到的是具体的、刺桐城“沿岸的一个港口”，即不是“三湾十二港”，也不是从港口看不到城市的后渚港。 从泉州湾宋代古船的返航时间、沉没原因、沉没地点、沉船上出土的香料货物及其历史背景的分析可以得出推论，这艘宋船是在南宋末（一二七六年）秋冬时蒲寿庚尚未举城投元前出海，一二七七年夏该船返航时泉州已变成元朝天下，此时正遇张士杰率宋军攻打泉州城，该船进不了泉州港，船员们弃船而逃，货物遭抢，船被破坏沉没。后渚港并非该船的目的地，充其量当时后渚只是候潮停泊的外港而已。 以前学者一直以元史关于元军曾集结后渚出海远征的记载作为“后渚港就是刺桐港”的证据。分析认为，元军出兵征服爪哇时，刺桐港已是世界大港，风樯林立的南关港和人烟稠密的城南一带不可能容纳下元军千艘战船、两万兵马和一年粮草、辎重，因此元军只能选择后渚作为临时军港和营地。因此，元史的记载并不能证明“后渚港就是刺桐港”。 分析历代泉州市舶司遗址与刺桐港的关系时得出结论，“南关港”才是欧洲游历家所看到的刺桐港。十六世纪西班牙公使团奥斯定会士的记述：“这是个普通城市，环绕着一条长长的河流，可能有七万户人家，交通贸易繁盛，供应各种各样的东西。由于海只离这城市两里格，船舶顺流可入大海，有一个桥架在河上面……靠近桥有一千多条船停在河里，那么多的船只和三樯帆船充满整条河流”。认为，奥斯定会士描述明代泉州城“这一个港口”，为确认刺桐港的位置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诠释：“环绕着一条长长的河流”是晋江；“架在河上面”的桥就是顺济桥；“靠近桥有一千多条船停在河里”——这就是南关港即刺桐港的位置。 南关港向后渚港转移说 由于海上贸易的繁荣，港口的空间结构始自南宋后期即重新调整，港道稍嫌狭窄的南关港、石井港元代被泉州湾上开阔的后渚港所取代。 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元廷实施海上兵力大集结，同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奉命护送蒙古公主远嫁，成宗大德三年（一二九七）遣使忽鲁谟厮，顺帝至正二年（一三四二）罗马教廷来使，至正六年（一三四六）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来华，都经由后渚港出入。他们赞美：“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技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一九二页）。“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第五五一页）。据伊本．白图泰目击：所谓艟克挂三至十扇帆，载海员六百人，战士四百人，尾随柴水船三艘，刺桐港则是它的产地之一。 法石港 位于泉州城东面东海镇法石，处泉州内港下游。 法石港的真武庙始建于宋代，是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迹之一。 南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八．申枢密院措置海氵公事宜状》载：“法石水面广阔，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 南宋．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年），泉州城东置法石寨，城南置宝林寨，分兵守卫，与干道八年（一一七二年）始置的永宁寨并称左翼水军三寨。 明末，沿海海防形势日益严峻。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知府王猷在法石附近的鹧鸪山（今属丰泽区东海镇蟳埔，是晋江入海口突出部）建鹧鹕口城台，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竣工，扼塞要害。 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年），将祥芝巡检司移设于鹧鸪，改称鹧鸪巡检司。 宋．黄公度 《自法石早归》： “避暑寓祗园，黎明渡远村。桑柏迷杜曲，鸡犬散桃源。 径草细将合，溪流深不喧。幽怀未能惬，城郭已朝暾。” 美山渡 宋至清代的古建筑，位于丰泽区东海街道法石石头街尾江滨处。二○○三年列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地理位置重要，处于江海交汇处的咽喉地带，远处可达石湖、姑嫂塔，内航可直达晋江内河。 美山渡渡头离水面约四至五米，宽约十三至十五米，为花岗岩筑砌，上层约一米左右为近代筑砌，下面为旧有的石构筑砌，可判断为宋至清不同时期的迭压。石构多作丁顺砌法，临水面有多处崩塌。该渡头水位较深，是法石村古代重要的码头之一。 在渡头北侧有市级文物单位美山天妃宫，祀海神妈祖。该宫由照墙、山门、大殿、两厢廊等组成一完整建筑群。该宫在正德年间曾作为广东高州一带人从海上贩运入泉的聚居地———高州会馆。当时，这一带还设有河泊所，清代时设有文馆、武馆及海关，现均废。 文兴渡 位于丰泽区东海街道法石石头街尾江滨处，为宋至清代的古建筑。二○○三年列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码头已部分沉陷于江中。渡头为花岗岩构筑，作斜坡台阶式，可见残长近二十米，迭砌不太规整。 在渡头右侧尚存有石塔一座，底为须弥座，第一层四面各雕刻“佛、法、宝、僧”，第二、三层四面各雕刻佛像。该石塔旧构件年代较早，似为宋时物，是泉州古渡头颇具特色的镇风塔。 渡头背后北面有祀水神的“三王府”王爷宫。左后还有座始建于宋代的祀奉吴真人（保生大帝）的文兴宫，建筑规制完整，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洛阳港 洛阳港位于泉州湾北部洛阳江下游，是往来商船必经之地。 北宋．嘉佑四年（一○五九年），洛阳桥的建成极大方便了洛阳港区货物的吞吐和运转并促进了港的发展。 秀涂港 秀涂港在惠安县属地的最南端，距县城二十一公里。秀涂居民是宋代从河南迁移来的，初名芸头，后因宋．秀王残部曾拥舟泊此，故称秀涂。 秀涂港港区水深腹阔，东北临獭窟、崇武、肖厝诸港，南与晋江祥芝、蚶江隔海相望，是泉州湾入海口，扼泉州湾之咽喉，是古代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之一。 秀涂港门兜有望远楼，六层，高十七．四米，石混凝土结构。可登此瞭望泉州湾小坠门船只进出港口情况。 由于惠安缺乏可耕之田，沿海人们便充分利用浩瀚的大海从事捕鱼、晒盐和海外交通，“以海为田”、“资食于海”。清．雍正《惠安县志》载：“惠，海国也。海滨人业船，或近而内外海捕鱼，或远而苏、台，甚且通于外洋夷国。” 秀涂港过去曾繁华一时，惠安人出洋、返籍以及来往的货物大多数是在此地集散。在秀涂港周边依海为生的居民中，有不少是阿拉伯穆斯林后裔的郭姓。 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曾屯兵秀涂港操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渔民还经常钓到装有火药的国姓瓶。 清．康熙廿二年（一六八三年），清政府设立海关，翌年泉州也设置海关机构，秀涂为六个分关（卡）之一。现存秀涂海关分关旧址在秀涂村三落埕西侧，占地七十八．四平方米，为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三层建筑，一、二层石木砖结构，三层砖混凝土结构，一九五○年后成为民宅。 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对台贸易虽为日本大阪轮船株式会社所垄断，但内河之航运随之兴起，如陈玉英的“黄河号”、“闽江号”轮船，航行于泉州秀涂，泰利船务行的“驾鳌号”、“美利号”等轮悬挂葡萄牙旗航行于秀涂等地，惠、台之间。此时直接贸易的有秀涂、獭窟、崇武、洛阳等港口，常有帆船百余艘辐辏港内。 国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兴起，交通部颁布全国“民船准许对外贸易地名录（通商口岸）”十九个区，秀涂港属其中之一的闽海区，名列于全国一百○五个港口中，还设立秀江南兴报关行，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繁荣一时。 英国在秀涂也设有领事馆（海关办事处），旧址在秀涂村后墩头西侧，系清末民初四层建筑，石木混凝土结构，楼高十四米。一至三层共九米；顶层为一亭子，高五米。原名毓灵楼，解放后至今为秀涂村委会办公地点。 抗日战争期间，秀涂商人仍然从大陆偷运去台湾人民生活必需品，又从台湾偷运来各种土特产，受到两岸人民的欢迎。秀涂港区人们还坚持顽强的斗争，为防日军登陆，曾凿穿“华平号”商轮沉舟堵港，日夜坚持装卸货物。后由于日寇的登陆和滥炸，致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秀涂港再次繁荣，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秀涂村拥有大小船只两百多艘，设有“同商船务行”，造船业也随之恢复起来。 宪台尾（炮楼尾）为秀涂港沿岸东侧突出部，清代驻汛兵，民国驻宪兵、警察，一九五○年解放军建军营及炮台。 解放后，由于海峡两岸的对峙，秀涂港一度萧条，到一九五三年才恢复国内航线。此后，驶人泉州湾的泰国、古巴、日本、美国、前苏联及欧洲等外轮均在秀堡港中转，其中最大的二．八五万吨货轮曾驶入港区作业。随着泉州湾经济建设的发展，开发高吨级码头于秀涂港，势在必行。 蚶江港 位于泉州湾口南岸，扼晋江咽喉，是泉州港的门户，石狮市蚶江镇所辖。 建于元代的六胜塔是船舶进出泉州港的主要航标。 《台湾开发大事记》载，清．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先后开放台湾的鹿港、八里岔与蚶江对渡通商。清政府在蚶江设立泉州府蚶江海防官署，下设“海关”、“营盘”、“厘金（税务）”，统管一府五县（泉州府、晋江县、南安县、惠安县、同安县、安溪县）的对台贸易。 从蚶江启航，出日湖，指南针坐“乙辛”字，“水程八庚，一昼夜可直达鹿港。”百余年来，来往蚶江、鹿港之间船只近三百艘，单蚶江一地就有二十多家“行郊”，如泉胜、泉泰、谦恭、谦益、晋丰等。 《蚶江海防官署碑记》 清．嘉庆十年(一八○五年） ，蚶江海防通判郑□在蚶江镇前安村建造“蚶江海防官署”，嘉庆十一年（一八○六年）竣工。郑自撰《蚶江海防官署碑记》（俗称《对渡碑》），树碑于官署内，碑高二．九二米，宽○．八六米，厚○．一八米，长方形。碑额横排篆书十个字，碑文竖排楷书十四行五百六十六个字，内载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的史实。遗址和《对渡碑》均存留至今。 《蚶江海防官署碑记》云： “蚶江为泉州总口，与台湾之鹿仔港对渡。上襟崇武、獭窟，下带祥芝、永宁，以日湖为门户，以大、小坠山为藩篱，内则洛阳、浦内、法石诸港，直通双江。大小商渔，往来利涉，其视鹿仔港，直户庭耳。利之所在，群趋若鹜，于是揽载商越，弊窦滋焉。岁甲辰（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当事者条其利弊上诸朝，议设正口，乃移福宁府通判于蚶江青管，挂验巡防，督催台运暨近辖词讼，而以鹧鸪巡检隶属……且当洋匪滋蔓，防守尤难刻离……方今圣天子加意海疆，简舟师，将以肃清巨浸，奠安商渔……”
深沪湾 古深沪湾介于泉州港北港与南港之间，有祥芝、永宁、深沪、福全四个支港，是泉州港通往海外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东南沿海海防的军事要地。 从泉州湾的后渚港经蚶江港、石湖港往海外航行，南下深沪湾，先经祥芝港，次永宁港。至永宁港，其地已临瞰大洋。再南的深沪港，是深沪湾的中心，是重要的渔、商之港。再南为福全港，明朝置千户所于此，是捍卫海疆的前哨军港。 祥芝港 祥芝港位于深沪湾的北端，历来是晋江的主要渔港。今属石狮市。 相传，南宋．道士赵永嘉曾在同安主簿朱熹手下做事，后来则去修炼道术。他学到驯虎守室的本领，住处有虎镇守，他则四处游览。当时晋江出海口的小山上生长一种芝草，凡乡人送给赵永嘉食物，赵则赠与一束芝草。有乡人用芝草饲牛，牛酣睡数日不醒。乡人担心牛死掉，又找赵永嘉，赵予草药使牛醒。赵永嘉采草之山名芝山，出海口称祥芝澳。 明．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明廷命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沿海福、兴、漳、泉四府经略海防，“筑城一十六，置巡司四十有五。”徙石湖巡检司于祥芝，屯兵驻守，以备倭寇。祥芝巡检司并造司城，周一百五十丈，高二丈，寓铺六，有南北二门。 永宁港 永宁古称水澳，距离泉州东南三十七公里。永宁港位于祥芝港之南，其地北临大海，东望东洋，为古泉州港海外交通 贸易的一个重要支港。 南宋．绍兴间（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僧介殊于永宁附近宝盖山巅建关锁塔。它位处泉州港口，背靠泉州湾，面临台湾海峡，有镇南疆而控东溟之势。南宋时期，泉州港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宋．吴自牧《梦溪录》说：“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因此，关锁塔是瞭望塔。《泉州府志》载：“泉城关锁水口之镇塔也，高出云表，登之可望商舶来往。”关锁塔也是航标。《八闽志》记载：“在永宁里有石塔（关锁塔）甚宏丽，商舶自海迁者，指为抵岸之期。” 南宋．干道七年（一一七一年）四月间，近千个毗舍耶（今菲律宾群岛）人，从水澳（今永宁）等处登陆，恣行凶暴，残杀乡民。知州汪大猷遣兵围击，俘敌四百余人，余者被击毙。 南宋．干道八年（一一七二年），毗舍耶人再犯晋江沿海，始置水澳寨，官称永宁寨，取“永保安宁”之意；驻扎水军六十名，以为防御。嘉定年间（一二○八～一二二四年），真德秀知泉州整修，增驻水军五十名，并于永宁石湖新造军房五十所，额定兵员三百二十五人。 南宋．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年），泉州城南置宝林寨，城东置法石寨，分兵守卫，永宁与宝林、法石同为左翼水军三寨之一。 元末，沿海地区遭受以日本武士、商人、浪人组成的“倭寇”骚扰，因置巡检司于永宁。 明初，太祖朱元璋为肃清元朝反明的残余势力方国珍、张士诚等在海上的反抗，采取一系列加强海防的措施。 明．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沿海福、兴、漳、泉四府经略海防，“筑城一十六，置巡司四十有五。”时永宁已成人口密集、经济富庶的泉南重镇和著名海港。《永宁卫志》载，时“封家不下三万，官印七十二颗”。因泉州的晋江、惠安、同安一带倭寇活动极为猖獗，周德兴奏请在永宁建城，改永宁水寨为永宁卫。明．洪武二十七年（一三九四年），泉州卫指挥佥事童鼎奉命督造永宁卫城，为东南海防重镇，把泉州卫内陆山区巡司推进到海岸线和近岸岛屿。 据《晋江县志．卷十七．兵制志》载，永宁卫所下御福全、崇武、中左（今厦门）、金门、高浦（今同安）五个千户所，并设有祥芝、深沪、围头三个巡检司。以永宁为中心，北连祥芝、崇武、峰尾，南接深沪、围头、高浦、中左，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组成一百多里的海上长城防御体系。 永宁卫所是福建兵员配备最多的卫所，原辖兵员六千九百三十五名，是福州卫所的五倍。后遭倭乱，“逃亡事故渐次裁减”。至明．万历间（一五七三～一六二○年），仅存二千一百七百七名，建有营房五百六十一间。 明．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年），倭寇一度猖獗，在闽浙一带活动，其中一股在晋江永宁、安海劫掠。永宁卫城指挥使杜钦爵奋勇当先，率领军民严密防守，倭不得入而退。 明。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年）四月，倭寇四百余人从长坑头登岸，劫掠龟湖。五月，倭寇复进犯永宁卫城，被击退。此后三四年中，倭寇虽在晋江、英林、双溪口、石菌一带四处劫掠，终不敢冒然犯境永宁。 明．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年）：二月，倭寇犯永宁卫城，永宁卫城指挥佥事王国瑞骄兵自恃，溺于酒色，疏予防范，失守城陷，倭寇大掠数日而去。三月，倭寇复来攻城。城再陷，生灵涂炭，尸横遍野，军民为其杀伤几尽。为避倭乱，永宁居民纷纷外迁。其中，迁入石狮街的有何姓、高姓、尤姓、朱姓、商姓等。三月八日，港边人畲见海，任千夫长，率兵复城，不克阵亡。倭寇来犯之时，又有默林人黄澄（黄克缵之父）“集里中少年，划港以守。及见贼势猖獗，乃阴令长年三老舣舟以俟。及败，乡人被驱入海，赖以全活者五十余人”。倭寇陷城后，四处劫掠妇女。永宁人民奋起反抗，南澳总兵欧阳寨之妻郑氏“统婢出救，与其姑及夫弟俱陷贼”。郑氏“持刀黥面，骂贼不已，贼怒，焚之火中”。蒋氏子妻吴氏，“年二十寡，倭乱，城将陷，督家丁拒之，躬为炊”。 明．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年）：倭寇一百余人乘船突袭永宁，被戚家军截杀无遗。 明．隆庆二年（一五六八年），永宁卫镇抚王世实随都督俞大猷往广东剿倭，在龙眼沙海战役中，身先士卒，壮烈牺牲，谥“忠勇”，立“昭忠祠”于永宁祀之，墓葬于永宁北门外北山。 清．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年）四月，郑成功部将林顺于永宁一带招兵，清将韩代闻报，突袭永宁，乡民死难者达二千四百余人。尚有生逃于水关沟者，恰逢暴雨，水涨入沟，淹死者甚众，史称“陷城洗街”。 清．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倭寇入侵永宁湾，当地居民奋起抗击，拆旧城西南部分城墙另建一寨，后经施琅重新修建，亦形成一座小石城，俗称新城，但其规模比旧城略小。 清．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春，清政府采纳黄梧的“平海五策”，颁布迁界令，俗称“辛丑播迁”，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片板不得下海，违者处死，永宁卫城被拆去筑杆头寨。 镇海石 位于永宁镇朝阳山上。 石呈扁圆形，高六米，基底每边宽三．三米，底部略呈椭圆状，贴迭在另一块大石上，形如金瓜摆在玉盘上。虽与底石接触面积小，却巍然耸立，风雨不动，背海仰坐，宛若宝珠悬望。 石的背山面海，临海一面竖向雕刻“镇海石”三字大楷书，笔力遒劲，气度宏浑，相传为明．抗倭名将俞大猷镇守永宁时所写，后人即以此名石。 深沪港 深沪港位于深沪湾的中心，北与永宁港隔海相望，历来为商渔之乡。 深沪港的崇真殿始建于宋代，从奉的真武帝君被视为海上保护神，其烟火远播海外。 明．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明廷命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沿海福、兴、漳、泉四府经略海防，“筑城一十六，置巡司四十有五。”港边巡检移置晋江市深沪，改称深沪巡检司， 与永宁崎角相向。 福全港 福全港位于深沪湾之南，北连深沪，南接围头，为船只避风之所。 福全历来为海防要冲，宋代泉州贸易兴盛时，港市十分繁荣。 明朝置千户所于此，是捍卫海疆的前哨军港。
围头湾 围头湾在泉州古港南端，又称围头澳，其四大支港为金井港、围头港、石井港、安海港。 围头港在最外，正临大海，西南与金门岛隔海相望，是沿海南来北往船只必经之地。 沿海北岸上溯，为金井港、石井港，与东石港互为犄角。 石井港前海面平阔，流平无礁，北侧为沙滩带，南侧水深五～二十米，到处有避风良坞。在木帆船的古代，一向为航海者乐于停泊。该港距厦门二十七浬、金门六浬，至台湾鹿港航程仅十八小时。 再上为安海港，是泉州一重要内港，由此登岸到泉州郡城仅六十里。沿岸各县民众由此登舟赴金门、厦门，或放洋海外，亦极方便。 围头港 围头港在泉州东南、围头湾口，古称围头澳，又称围头角。《晋江县志》载：围头是“外港要口，在县东南，距城一百三十里，与金门之料罗洋相对峙。” 围头澳“正瞰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早在宋代就已是海上交通要地。这和围头澳的特殊地理条件有关。每当风汛时，各处船只泊于此处避风甚多，是闽的重要避风港澳。 由于围头是个避风深水良港，经常受到海寇骚掠。《晋江县志》载：“南宋．绍定五年，海寇王子清等泊舟围头澳，知州事真德秀遣队将王大寿防遏，猝与贼遇，大寿射死贼十余人……官军乘进，遂有沙陶之捷。” 南宋．嘉定十一年（一二一八年），真德秀在晋江县围头澳置宝盖寨，由宝林移一百二十名士兵来此守卫，节制建平、清石诸屯，加强海防。 根据最先开垦围头的周氏族谱记载，宋末周绍基随幼主南下，留居此地垦荒。 《晋江县志》载：“明．洪武三十年徙陈嵩巡司于此，改今名。” 清末民国初，往返南洋诸地的华侨，所乘船只都要经过围头澳，泊船于此，再由小船把“番客”送上岸，所以在一九三二年即建围头码头，随后建塘东码头。以前晋江人到菲律宾，都搭围头码头的轮船到厦门。有了围头码头，台湾货物往来也经此地。 金井港 金井港在围头湾内，围头半岛的南端，隔海便是金门岛，自古以来是晋南地区商品集散地，贸易兴盛，港市繁荣。 石井港 石井港位于围头湾内侧，属南安市，地处南安最南端，东与晋江东石隔港相望，并与东石白沙澳东西夹峙而形成大盈港、安海港的海门，为泉州的海防要塞。 隋．大业年间（六○五～六一八年），隋炀帝谴使开发夷州（台湾），曾泊舟于此，并募代（左“舟”字旁）驾船渡过海峡以达台湾。 唐辟海上丝绸之路，石井港为古泉州港支港之一。 《南安县志》载：“石井乡系四十三都，朱韦斋（松）监税处。二石夹立海沙上，其下为盘石，泉出小窦，流而为盂，深不盈尺，掬尽辙盈，潮来没焉，潮去则淡。有石井宫，匾曰‘石井’，系宋进士吕大奎书。景定五年岁次甲子（一二六四年）诏立。”石井古镇地名由此而得。现古地名牌仍立于刻有“海上视师”四字的巨石上。 南宋．建炎四年（一一三○年），在安海设置“石井镇”，吏部郎朱松首任镇监，并辖今安海、石井两地，故有“石井津开双石井”之称。安海、石井两镇虽以不同自然景点为地名，但当时实际上是同一个镇，因两镇所沿用的掌故是同一历史事件，即宋代朱松（韦斋）监税于石井镇。 南宋．绍兴十四年（一一四四年），在今石井下坊村建石井巡检司，管理船舶出入海事务。 明末，郑芝龙曾以石井港为据点，编结船队，多达千艘，作海外贸易。清初，郑成功屯兵金门、厦门两岛，编组东西洋船队，航行于日本、台湾、吕宋等地，石井港亦为其货物集散、船队停靠的主要港口之一。 南安石井镇后来一直以“石井”为名，而晋江石井镇历宋、元两朝，明．恢复为“安平镇”，清．改称“安海镇”。 靖海门 位于石井东面临海港口，系一石碑坊拱门楼，明代海防铳城门楼遗址。与白沙隔江相望的铳城，郑成功曾率部在此击败降清的施琅兵马。 建于明．嘉靖年间（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据《南安县志》载，靖海门是石井乡贤旌表当年率兵民打败海寇的泉州郡守程秀民而建造的。 《平寇碑记》 位于靖海门东南侧，乃石井郭前村人郑厝所撰。碑文今已斑剥风化生苔，文字无可辨认。 碑文记载明．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一五四五～一五四七年），泉州郡守程秀民率兵民抗击海寇事迹。 文曰：“不肖家居是地，目击战功。敬将目睹，辑为实录，庶颂功歌德，而后观风者，或有采焉。” 文曰：“群丑煽祸，天道所厌。至仁薄群生，幽明咸赖。我候得天之威，平祸之易一至于此，积威敷德之效，何容言哉。” 碑文记载：海上巨寇阮其宝、四师老、林剪毛等，纠集一批亡命之徒，为患于闽、浙、交、广之间的沿海一带有二十多年之久。嘉靖初年，海寇掠夺同安小澄岛，抓走二百余人，致小澄岛成一片废墟。接着又洗劫东石，围攻深沪，进犯惠安崇武沿海，渔家船民遭灾惨重。程秀民出任泉州郡守后，即率官员到沿海各地巡视防务，督造数十艘战船，招募数千名水兵，分派文武要员守住海防路口。其年五月间，阮其宝又率众进犯石井一带，程秀民披甲上马，率南安县丞马一洪及指挥孙廷槐，带领水兵出击，一举破其三舟，擒贼三十余众，使阮其宝逃遁草屿。程秀民得石井船民郑汝畅、张本应等通报，立即登上石井墩台，对乡亲说：“草屿与周围环海非寇潜伏之区，吾等舟发列纵，缓急相应，使其前后左右无可乘之隙，自必歼之。”程秀民亲自上船督军，围攻草屿，全歼海寇。 如今，鳌石山顶巅尚有墩台遗迹，墩台边三块粗石板合盖起来的小宫，供奉着平寇海战阵亡将士的灵位。 安海港 古称“湾海”，又称安平港，位于围头湾内，属晋江市，在泉州城南二十余公里濒海处。扼晋江、南安两县的水陆要冲，依山临海，海湾曲折，海面开阔，风浪小，是宋元时代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和避风良港。 山川形势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四．山川志．安平镇山川》： “安平镇山川 在县治西南八都，上接温陵，下达漳、粤，西拒九溪、黄冈之险，南通金、厦、台、澎之舶。 其地势则自三峰毫光转东十里许，为六都熊山。迤逦至七都桐林、钱埔、曹店直至龙山寺，分为三支：东则由坑岬而贯于东洋，西则由型厝而达于西畴，中乃龙山，为安平入脉之脑。 由龙山南行，至北门埔，仍三分其派：东由后库而至海，以护于左；西由鳌头而之下阪坑，以护于右；中则自拱北亭突起永高山，转南而鳌美塔、世德里，以跨于海。 此安平内局之形势也。 以外局言之： 自曹店而东曰坩阪庵，前接以浦边，障安平之左臂。而由浦边南行，则有庄头萧，下至东石，以距海门之东。 自曹店而西，曰古田、后萧，接以曾埭，障安平之右臂。而由曾埭南行，则有朴兜、江崎至石井，以距海门之西。 其水道东则自古陵趋东南隅，入于海；西则由南安九溪达大瀛，入曾埭，而注于海，与东之水汇于石井江。 此安平外局之形势也。 采柯希九《安平纪略》。” 沿革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载：“安海镇，府南二十里，古名湾海。宋初始改为安海，曰安海市；西曰新市，东曰旧市。海泊至，州遣吏榷税于此，号曰石井津。建炎四年（一一三○年），置石井镇……元置石井巡检司于此。” 综合《闽书》、《读史方舆纪要》、《晋江市志》、《安海志》等记载，安海的沿革是： 安海汉代称“湾海”，以其地处“九十九曲”的石井江之滨，海湾航道弯曲而名。 唐．开元六年（七一八年）晋江设县建制，湾海隶属晋江县。 北宋．开宝（九六八～九七五年）年间，唐名臣安金藏后裔安连济徙居湾海，易“湾”为“安”，始名“安海”。 北宋．元佑二年（一○八七年），泉州开港设市舶司，安海逐渐成为对外贸易港口，始称安海市，并形成西、东的新市、旧市。安海码头有一眼自然形成的石泉深井，井水清冽甘美……石井畔设立津卡，海泊至，泉州州官遣吏在此榷客舟税，号曰“石井津”（即海关“分关”），安海市即属“石井津”管辖，称石井津安海市。今“石井津”遗址尚存。 南宋．建炎四年（一一三○年），安海设置“石井镇”，吏部郎朱松首任镇监。当时的石井镇并辖今晋江安海、南安石井两地，两镇所沿用的掌故是同一历史事件，即宋代朱松（韦斋）监税于石井镇，故有“石井津开双石井”之称。安海即称石井镇安海市。 由于朱熹曾随父至任所，青少年时代在泉州度过；朱熹任同安主簿时，又“数临安海讲学，启迪文风，诲掖士子，因而人才蔚起”；后来朱熹之子朱在还在安海主持营建颇具规模的石井书院，奉祀朱松、朱熹父子，因此，安海被称为“二朱过化”之地。泉州府文庙明伦堂旧有一联：“圣域津梁，理学渊源开石井；海滨邹鲁，诗书弦诵遍桐城。” 历宋、元两朝后，至明代，晋江安海与南安石井分别析出设镇，南安石井镇沿用“石井”为名，而晋江安海镇则改称“安平镇”。 明．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晋江知县卢仲田主持建筑安海城，次年城成。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年）泉州知府熊北潭重新大修，城周一千二百七十丈，高、厚各一．三丈，开四门。 至清，“安平镇”又改称“安海镇”。 清初顺治迁界，安海“丙申（一六五六年）毁镇”。 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沿海“复界”，时安海夷废将近三十年。明威将军、晋江衙口人施秉奉命坐镇安海。施秉进驻后，督令兵士开辟荒滩，按旧镇格局，草建简易民房店屋六百多间，为归来无家的安海迁民提供暂时栖身之所，“以赁民居，收四季税”，安海复苏。其后几经扩建和改建，总数达八百多间。这些房屋后来成为施氏私人产业。 “港通天下商船，贾胡与居民互市” 当宋元刺桐港鼎盛时，安海“港通天下商船，贾胡与居民互市”，成为十分兴隆的刺桐“南港”。当地居民也形成了至今仍存的经商传统。 明．《安海志》载：“宋元于今，商则襟带江湖，足迹遍天下，南海明珠，越裳翡翠，无所不有，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到。” 新编《安海志》曰：宋代的安海“东有旧市，西有新市，因竞利而后设镇，市曰‘安海市’，镇曰‘安海镇’。今市散处直街曲巷，无非贸易之店肆，约有千余座，盖四方射利者所必趋，随处成交。” 巨量货物的集散促进滨海陆上交通运输迅速发展。海港东畔的安海，当时还是从东北向西南走向的半岛，陆路只有北面经曹店至五陵通州治的车马大道，与南北大官道的连接则专靠舟渡。那时，安平渡“方舟而济者日千万计”，但“船交水中”，时有不测，“大为民患”。 为此，绍兴二十一年（一一五一年）建造竣工安平桥，横跨于安海、水头海湾，长达五华里，号称天下第一长石桥，成为晋南交通要冲。安平桥竣工后三十一年（宋．淳熙九年，一一八二年），又于安平桥北面约三华里建造镇安桥，与安平桥并列于同段海港。故又有“安平渡架两安平”之谓。 至明，安海的通商互市不衰。 明．泉州儒士李光缙《景璧集．卷四》载：“吾温陵（泉州）里中家弦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安海）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牟，往往废着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概也。” 明．泉州何乔远《镜山全集．卷五十二》亦云：“安平（安海）一镇……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 何乔远《秋日安平八咏（录二首）》： 一“西桥五里海门遥，小阁观音压岸腰。 陡见莲花清宿淤，拍天白雪是秋潮。” 二“寥氏为钱礼上苍，何如大宛面如王。 南风一片孤帆入，帛布人夸欲斗量。” 注：大宛面如王：指大宛银币。帛布：钱币。 安平商人 安平商人早在唐朝就航行海外经商贸易。随着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安海成为贸易重镇，许多安海商人出海经商。到了明代安平商人的贩海贸易活动达到鼎盛时期，清中叶以后，安平商人走向衰微。 安平商人既从事国内贸易又从事海外贸易。安平商人行商区域广阔，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乃至西南夷地，海外则泛东西洋。他们“贸海则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至”，有的且能夷言。 安平商人从事海外贸易以吕宋（今菲律宾）贸易居首位。“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如李寓西、陈斗岩，首航吕宋，获巨利归。颜嘉冕先后到顺塔洋（今印度尼西亚爪哇西部）和旧港一带经商，陈士勋商于咬留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而卒。郑金沙，少经商仰光大埠。柯叔均，由宁波往文莱生理。据日本的《长崎荷兰商馆日记》记载，安海商船经常出没于长崎港，如一六四一年（明．崇祯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七月一日、七月四日、就有安平海商的三艘货船开到长崎。 安平不同层次的人物可以通过从事小型商业贸易逐步向中型、大型的商业贸易趋近，从而使安海出现小贾、中贾、大贾的名堂。明．李光缙《景璧集．卷十四》曾描述一例：“处士（陈斗岩）甫垂髻，避难入安平市，市人亡知之者。颜君道谋睹其状貌，大奇之，遂许以季女……多挚金钱财帛以界之，处士藉以运筹鼓策……处士其初斗智，最后争时，行财币或如流水，若猛兽鸷鸟之发，人虽与共享事，终不如之矣。故人或折阅，而处士收息反倍之。处士行贾，北走齐、吴，南走粤。吕宋洋开，鬻财吕宋，转贩所致，人多重之，倚所祭酒，竟以致富……” 安平商人输出的货物主要是从海外采购的胡椒、木香、象牙、明珠、翡翠以及吉贝、苎、丝、锦、绮、荔枝、龙眼、柑等。 明、清安平商人有几个特点： 第一，“欧洲中古后期的商人，以冒险远征为目的，有开辟新天地的宏愿，安平商人则刚刚相反，以收为主，这是中外海商性格的不同点。”（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第二，“中国商人有与官僚勾结的一面，也有不勾结的另一面。这个不勾结，固能摆脱封建特权的纠缠，然他们没有政治上的凭借，每易起落无常，不似徽、苏、山、陕大贾之以盐筴为本业，有某些政治奥援，故仍能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维持其地位于不坠。”（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第三，“安平商人虽善服贾……他们还是农贾兼业，以农为本，就是说，中国的商人资本始终没有脱离土地权力的羁縻。”（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曾泉公就是“用本守末”的典型。他“自垂髫时，业已从兄伯贾闽广间，其后转赀荆湘，从业吴越，北极燕越，海岱之墟，足亡不遍。而珠玑、犀象、香药、丝、果布之凑，盖不数年，而公成大贾矣。公为贾用本守末，以文持武，智能权变，勇能决断，仁能取予，疆能有所守，乃其倾赀延士，设财役贫，盖有儒侠之风焉。” 第四，贾儒兼营，从儒入贾。“孺人”、“处士”等社会阶层的人士均可能从商。如上述处士陈斗岩。又如赠公“伟姿观，善心计，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去行贾”，杨乔“安平人，十岁通经史大义，会父及伯兄继殁，仲兄遭宿疾，不任治生，乃辍儒之贾”，“陈洁家贫，弃儒就贾”等。 第五，“安平商人与乡族势力关系的密切，这亦造成安平商人身上所具有脆弱的性格”（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但同时，也形成了安平商人的勤俭节约，乐善好施的优良品德。他们或捐资修路造桥，或赈济孤独鳏寡，或倡建堂庙，或置祀田、塾田等。 安平人经商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是善于运用智力经商。如赠公“伟姿观，善心计”，曾友泉“倾赀延士，设财役贫，善有儒侠之风”，李寓西“贾先敏也，知福智也”。运用智力经商，是决定能否致富的关键。“大都贾之为道，春贳贷郡国，可以览胜；其争时斗智，可以获嬴”。 二是临财有信，拾金不昧。为商之道，讲求信用，取信于人，拾金不昧，诸商敬重。如王瑞“所挟赀最下，能和煦袭人，临财有信，人爱而重之”。伍荣辰贾于粤，有客遗百金于其寓，越数日捡得，呼还之。其人愿刈半以谢，却之，自是诸商益加敬重。 东石寨 东石古寨位于晋江市东石镇镇区，北望晋南山岳村落，向南虎视围头湾，与金门岛遥相呼应。与东石寨相连的是佛门圣境大觉寺。 据《西山杂志》载，东石寨原是春秋时闽中畲家寨，隋．开皇元年（五八一年）重建。宋．太平兴国六年（九八一年）重修，面积三十多亩，寨垣高二丈，宽丈余，东北及西北方向各有圆拱寨门，寨城上有雉堞城楼。历代驻有千总、百总及都司。 明．成祖永乐三年至宣宗宣德八年（一四○五～一四三三年），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其间，副使王景弘还曾特地到泉州，“顾东石舟”，并“以东石沿海名舟代（“舟代”合一字）导引下西洋。” 明末清初，郑成功率军在东石寨安营扎寨、操兵演练，东石寨成为明军训练水师的水操台，由施琅、冯云、黄梧等人分守。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冯云守东石。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郑成功的叛将施琅领清兵攻东石，冯云、冯锡范父子、伍士达在烟墩、龙江寺和倒桥与清军大战，冯云战死，东石失守，冯锡范领舟师退集白沙城东门窟。 《台湾外志》载，白沙城系郑成功的叔父郑鸿逵为抗击清兵，于清．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年）拆安海城，择东石南面围头湾上白沙岛（现已与大陆相连）建的城寨。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贝勒世子招抚郑成功未成，便令右路总兵王进功为帅，督舟师攻白沙。郑成功与郑芝豹往救，令林顺、杨祥、陈斌、黄昌、陈芋、蓝衍、杨祖等八镇出援，王进功方退回泉州港。 《台湾外志》还载，三藩之乱后，郑成功之子郑经派澎湖守将、前虎卫林升守东石寨，屯田道郑时英兼理盐政。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九月，林升奉调督兵石码，委其部将施延、陈中二人共守东石。健卒杨虎、李万金因被鞭打，乘夜入泉州报提督杨捷，说东石寨空虚可取，愿为前导。杨捷调步、骑兵千余，二十六日拂晓至东石，四面环攻，施延、陈中俱战死。林升闻讯来援，寨已被占。刘国轩闻东石寨已破，同吴淑、林升、江应、林应移后阪再筑一寨，以防清兵进攻。 水操台往里走，有一奇岩突兀，古人依岩势构建了夫子庙。上二十余级石阶，岩石右侧筑有双层八角亭“朝曦亭”，参天古树覆盖。 登上高岩，另有一块危石耸立，上刻“棣径”，中刻“丹心”二字，字体刚劲，正气浩然。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