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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资料来源：泉州历史网 朱熹简历（一一三○～一二○○年） 朱熹与同安——任同安县主簿兼领学事。重整学风。“牧爱堂”匾、“大同”岩刻。建经史阁、教思堂、苏颂祠。“灵源”、“太华岩”题刻。“安乐村”。“郭岩隐安乐窝”神道碑。铜鱼石“中流砥柱”题刻。“文公堤”。“文公尖”。小盈岭“同民安”坊。侯代“畏垒庵”。 朱熹与泉州——深远影响。“小山丛竹”石刻与讲学“不二祠”。“正气”匾。蔡襄祠《谒祠文》。“凤山”诗。海印寺“天风海涛”匾、“极高明”匾。田庵刻版。 朱熹与九日山——“九日山”石刻。首游九日山。九日山书院。重游九日山。 朱熹与晋江——芝山题刻。 朱熹与安海——青少年时代随父居安海。数临安海讲学。手书“普现殿”匾额。 朱熹与南安——《南安道中》诗。题湖尾渡。造访蔡和。诗山“欧阳古地”碑刻。“鹏峰胜地”岩刻。雪峰寺门联。杨子山杨林书院。 朱熹与安溪——《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诗。《过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绝类建剑间山水佳处因吟》诗。《题凤山庵》诗。品题“清溪八景”与“凤麓春阴”碑。“仙苑”碑。“佛国”碑。“中流砥柱”碑。 朱熹与永春——《宿大剧铺》诗碑。游历陈岩山。环翠亭论诗讲学。鼎仙山留题。岱山岩。 朱熹与金门——牧马侯庙诗。鸿渐山。 朱熹与厦门——《裨正书序》。金榜山。 朱熹泉籍门人与仕泉门人——泉籍门人。仕泉门人。 经界——绍兴间全国施行经界。诏罢泉、漳、汀三州经界。朱熹极力为在泉、漳推行经界奔走呼号。 经制钱、总制钱——经、总制钱。愤责督办亏欠。防止官吏赃私。从“爱民以仁”到“治民以法”。策问。 南外宗正司为民病苦
朱熹简历 字符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父朱松在北宋．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年）任福建尤溪县尉。南宋．建炎四年（一一三○年）七月，朱熹生于尤溪官舍。后迁居建阳。朱熹居崇安时，榜厅事曰紫阳书堂，故称紫阳。又创草堂于建阳之云谷，榜曰晦庵，故又称晦翁。晚卜筑于建阳。 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年）年登进士第，历任泉州府同安县主簿、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知漳州、潭州，迁焕章阁侍读侍讲，终宝文阁侍制。 朱熹为官九年，在朝仅四十六天。主张修明政事，行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设社仓，主“经界”，抑制豪强，爱民养力，戍兵抗金，反对媾和，因而屡遭贬谪。 朱熹毕生精力用于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先后创建崇安紫阳书院、建阳考亭书院，重修江西白鹿洞书院，扩建湖南岳麓书院。 朱熹著述宏富，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资治通鉴纲目》、《论孟精义》、《程氏外书》、《朱子语类》等。他以孔、孟儒学思想为主体，继承程颐、程颢理气关系学说，批判继承各家之长，兼采佛、道之说，构成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宋代集理学之大成的哲学家，风靡全国。 庆元六年（一二○○年）病逝。 朱熹居留和访游泉州共有四次： 一是朱熹之父朱松于绍兴（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初调任泉州晋江石井镇监。朱熹曾随父至任所，少年时代在泉州度过。 二是绍兴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秋七月，朱熹任同安县主簿兼领学事。绍兴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年）七月同安秩满，奉檄走旁郡漳州；八月在泉州府候批书；八月中旬与傅自得游九日山；八月二十二日作《家藏石刻序》，闰十月作《一经堂记》、《芸斋记》、《至乐斋记》；年底载老幼北归。绍兴二十七年（一一五七年）春初到家，三月只身重返同安侯代；冬十月代者到来，朱熹以四考秩满罢归，但他却又寓居于泉州万如居士李缜宅中，与名士禅僧盘桓唱和；十二月五日为温陵陈养正作《恕斋记》；直至十二月中旬才离开泉州归家。 三是朱熹五十四岁时重游泉州。 四是朱熹六十一岁时知漳州任上，亦曾莅泉。
朱熹与同安 宋代，同安县隶属泉州府管辖。 任同安县主簿兼领学事 朱熹在同安生活了近五年时间：南宋．绍兴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秋七月，朱熹到任任同安县主簿兼领学事；绍兴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年）七月同安秩满，奉檄走旁郡漳州，八月在泉州府候批书，年底载老幼北归；绍兴二十七年（一一五七年）春初到家，三月只身重返同安乃归五夫里，冬十月代者到来，才离开同安到泉州。 朱熹在同安任上，关心民瘼，莅职勤勉，力主经界和蠲减赋税，禁妇女为僧道。《泉州府志》称其“革弊兴利，缓急有序。事无大小，必亲裁决。赋税簿籍，逐日点对，以防吏弊。利于民者，虽劳不惮。”“五载秋满，士思其教，民思其惠。” 他自己也说：“海邑三年吏，勤劳不为身”；“王事贤劳祗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苟利于民，虽劳无惮。”（《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七．卷二》，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朱熹或因公务，往来于泉州郡治，或因行役按事、访友论学，到过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等地。他好研堪舆，经常走访民情，踏堪风水，又因；又因“被府檄，访境内先贤碑碣事传，悉上之府”（《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裨正书序》，四部丛刊初编缩本），走遍同安的山山水水，以及金门、厦门两岛。 仅同安一县，据方志记载，其题榜就有近四十处。 重整学风 民国《同安县志．卷二十五．艺文》载，朱熹兼领学事，有感于“学绝而道丧，至今千有余年，学校之宫有教养之名而无教养之实”，决心重整学风。 先是倡建经史阁，作教思堂，访求当地德才兼备的人士，如“守道怡退，不随流俗，专以讲究经旨为务”的柯国材，“留意讲学，议论纯正”的徐应中，“天姿朴茂，操履坚悫”的王宾，从事教学。 继而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人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在《补试榜谕》中奉劝邑之父兄，为其子弟求“明师良友”，使之“究义理之指归，而习为孝弟驯谨之行”。 教思堂规矩甚严，加上朱熹在同安、安海、泉郡等地往来讲授，一时从学者众。 后来朱熹门人陈淳、蔡和等人又讲学授徒，以义理之学诏世，条理明备，议论平实，泉南诸生如郑思忱、苏思恭、王次传、卓琮、王隽、黄一翼、江与权、黄必昌等，皆从之游。由是濂、洛、考亭之书，家诵人习，泉中正学之盛，称为紫阳别宗。（民国《南安县志．卷四十．杂志》） “牧爱堂”匾、“大同”岩刻 朱熹甫莅任，即将同安县署中的“佑贤堂”改为“牧爱堂”。陈允敦《泉州名匾录》称：“因朱子字美，而堂名亦切，闽、浙、戆多县之大堂皆拓制竖之”（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同时，在堂前悬挂“视民如伤”（语出《左传》）匾额。 还在县城藩障的同山书刻“大同”二字。 建经史阁、教思堂、苏颂祠 《同安县志》载：“绍兴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主簿朱熹建经史阁于大成殿后，建教思堂于明伦堂，筑苏丞相正简（苏颂）祠堂。” 苏颂祠位于同安孔庙右侧，是朱熹为纪念苏颂而建的。同安是苏颂故里，邑人喜谈曾公亮、蔡确、吕惠卿而不知苏颂，朱熹颇感诧异，为此建苏颂祠附于孔庙。 朱熹撰《苏丞相祠记》，着力张扬苏颂的气节操守，曰：“王丞相（王安石）用事，尝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罢归。不自悔，守益坚，当世高其节……知公始终大节……而世之学者，或有所怵于外，则眩而失其守，如公学至矣，又能守之，终其身一不变”（《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四部丛刊初编缩本）。这就是朱熹“气节论”的最初发端。 后来朱子学派所到之处，倡导建祠，也是从朱熹建苏颂祠首开风气的。 “灵源”、“太华岩”题刻 朱熹曾登上海拔八百多米的莲花山，留下“灵源”、“太华岩”题刻。 “安乐村” 朱熹曾沿着橄榄格来到沃里一带，见该村四面环山，中间一片平川，水源充足，土壤肥沃，但却有“大乱半忧、大旱半收”之谚，遂题赠“安乐村”三字。 后村民在村口建一石塔，于第四层嵌置朱熹所题“安乐村”石刻。 “郭岩隐安乐窝”神道碑 在郭山村崧公下，朱熹为官场退隐的郭岩隐卜葬，并书“郭岩隐安乐窝”神道碑，以北宋·邵雍隐居洛阳安贫乐道相比附。 铜鱼石“中流砥柱”题刻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八．山川》载：“同安夹县东西两溪之水会合于铜鱼桥……两溪会合处有铜鱼金车两石，为水口雄镇……（铜鱼石）石形如鱼色如铜，故名。古谶曰：‘铜鱼水深，朱紫成林。’又曰：‘铜鱼石上排金车，此是公侯宰相家。’……朱子为题字刻石曰‘中流砥柱’……朱奇珍记：‘石以鱼名，何肖形也；鱼以铜名，何肖色也。名之者谁？紫阳夫子也。夫子俯察地理，引城濠之流以注焉。泉流活活，三鱼潜跃，圆珠前吐。’” “文公堤” 民国《同安县志．卷八．名胜．岩潭》载：“文公堤距城北里许，有大石倚山麓刻‘应城山’三字，明．刘存德题其旁云：‘朱子为同安簿，筑堤以补龙脉。’” “文公尖” 朱熹在县治对面的山上造峰耸势，后人谓之“文公尖”。 小盈岭“同民安”坊 小盈岭位于同安、南安交界处，是同安通往泉州的古道驿站。这里山脉延绵，上接三魁山，下连鸿渐山，是同安东北的自然屏障。但由于小盈岭地势偏低，成为东北风进入同安的风口。因此，巷东一带自古有“沙溪七里口，无风沙自走”的民谚。 朱熹在同安主簿任上，曾到小盈岭巡察，便在小盈岭建造一座石坊“以补岭缺”，并亲笔题名为“同民安”坊，意为“安斯民于无既”。同时，还在坊后栽种三株榕树，冀抵御风沙。 清．雍正间（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石坊塌圮。乾隆间（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马巷厅秀才林应龙、黄河清等人倡捐，在原址建造关隘，把朱熹题写的“同民安”石匾嵌于关隘墙壁上。现朱熹栽种的榕树、石砌关隘及隘上朱熹题写的“同民安”石匾、清．同安知县吴镛所立的《改建同民安坊为关记》石碑仍存。 侯代“畏垒庵” 绍兴二十七年（一一五七年）三月，朱熹只身重返同安侯代时，主簿廨舍已摧压倾坏，他只好借县医陈良杰馆舍暂住。陈良杰馆舍自县西北行数百步而至，垣屋低矮，人迹稀少。朱熹取庄子“畏垒亢桑”之说，名之为“畏垒庵”。 在畏垒庵期间，朱熹除接待宾友，与士子论学，则诵书史，狂读儒家经典，精读《论语》、《孟子》二书。其门人有的在畏垒庵与之相陪伴。 这一时期的生活，朱熹《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诸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缩本）诗中有生动描述： “端居托穷巷，廪食守微官。事少心虑怡，吏休庭宇宽。 晨兴吟诵余，体物随所安。杜门不复出，悠然得真欢。 良朋夙所敦，精义时一殚。壶餐随牢落，此亦非所难。” 冬十月，代者到来，朱熹以四考秩满罢归。
朱熹与泉州 深远影响 朱熹极口赞誉泉郡人文鼎盛，曾称颂说：“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他广交父辈好友如南安傅自得（故相赵挺之外孙）、永春理学家陈知柔等，与泉州缙绅留正、梁克家、李缜等也有不同一般的交往，并与当时一些青年辈如傅伯成、傅伯寿、许行、王力行、吕大奎或交游论文，或延招讲学。 朱熹好游山水，公暇相偕遍游泉州名山胜景，所到之处，都留下墨迹题咏。 由于朱熹经常到泉州各地讲学，创建书院，一时文风大盛。泉州历来被认为是“紫阳过化之区，薪传不绝”，他在泉州有着深远的影响。今泉州开元寺保存一从倾圮的朱子祠移入的竖式石碑，上面所镌楹联是“接伊洛之渊源，开海滨之邹鲁”，对朱熹在泉州乃至福建理学史上的地位确认无疑。 “小山丛竹”石刻与讲学“不二祠” 小山丛竹书院位于泉州北门模范巷今泉州市第三医院院址，不二祠旁，与泉山书院、石井书院、欧阳书院并称“四大书院”。原为民间书院，始建于北宋。 南宋．绍兴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七月，朱熹任同安县主簿兼领学事，此后经常到泉州各地讲学，他景仰欧阳詹，常莅不二祠。明．李光缙《募修欧阳四门祠疏》云：“朱文公为同安主簿，每抵郡城，必登小山，称其山川之美，为郡治龙首之脉。徘徊数日而后去，自书曰小山丛竹”。 绍兴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年）七月，朱熹同安秩满，八月起在泉州府候批书，直至年底北归，其间得暇常至“不二祠”和资寿寺讲学。清．乾隆《晋江县志．卷四．学校志》载：“小山丛竹书院在府城隍庙旁，地处高埠，其气独温，温陵之名实肇于此。朱文公种竹建亭，讲学其中，匾（“小山丛竹”匾额）为朱子手书，镌于石。”书院因而取名“小山丛竹书院”。 不二祠是唐代里人欧阳詹读书处。欧阳詹于唐．贞元八年高中甲科进士第二名，与韩愈为同科进士，人称“龙虎榜”，授国子监四门助教。后人在小山建欧阳家庙不二祠，始建无考，祀欧阳詹。 朱熹在不二祠讲学时，亲题对联：“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挂于堂前楹柱间。 因程、朱理学被钦定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这五尺高岗，遂因朱熹而名扬天下，经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莫不备受文人骚客的尊敬和景仰。泉州理学四大名著《四书蒙引》、《四书存疑》、《四书浅说》、《四书达指》，皆孕育于此。 明．嘉靖间（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陈尧典重建、扩建小山丛竹书院时，“小山丛竹”石碣已失，陈尧典乃集朱熹壮年手迹而重镌之，又记其事于碑阴，改建为“小山丛竹”石牌坊。并于不二祠东北高台上另建“过化亭”，立黑版岩石碑，刻朱子像及像赞（该碑现存泉州开元寺内），以感朱子过化之功。陈棨仁《闽中金石略．卷十二》也载，朱熹题刻“小山丛竹”的原石已凐没，现存石刻“乃明人集遗迹刻之者”。 泉州府通判徐之霖于清．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年）起至康熙四十一年（一七○二年）重建小山丛竹书院，历时八年。重建时，“小山丛竹”石额又失，乃穷诘石额所往，得归还故物，循旧址而楹竖之；像则碎而为三，委置五贤祠壁隙，复移夫子石刻像，召匠补缀，祀于亭中。（徐之霖《重兴朱夫子小山丛竹亭记》） 清．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小山丛竹书院修葺时，任官泉州的雁门人任承恩为书院提供其家“累世宝藏”的朱熹手迹《豳风．七月》镌石嵌壁。该石刻除刻录《豳风．七月》外，在经文后仍录朱熹“小序”并题署：“《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八章，章十一句。庆元丁已元日晦翁。”又刻录任承恩的“附识”，记述献朱熹手迹勒石的经过。（陈棨仁《闽中金石略．卷十二》） 一九二五年，小山丛竹辟为温陵养老院，曾修缮过化亭。一九三五年弘一法师两次莅院短住，并补题过化亭匾额。该匾额右半部横书小篆“过化亭”三个大字，左半部竖排行书小字记曰：“泉郡素称海滨邹鲁，朱文公曾于东北高阜建亭种竹讲学其中……余昔在俗，潜心理学，独尊程、朱，今来温陵，补题‘过化’，何莫非胜缘耶？”弘一法师该题跋石刻今存泉州开元寺。 历尽变迁，现仅保存“小山丛竹”牌坊，为抬匾式，宽三．七五米，高三．七米，两侧花岗岩立柱，嵌辉绿岩坊额，正面刻朱熹墨迹“小山丛竹”、“晦翁书”，字行楷，背面字迹漫漶不清。 “正气”匾 陈允敦《泉州名匾录》（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五．十二）载： “‘正气’二字系斗楷，黑匾金字横排，上款‘朱晦翁’，有二印章。观其点划波磔，严守法度，确是方正儒家手笔。” “查此‘正气匾’原系朱熹闻悉抗金前线获得大捷……遂书此二字以张正气，署以己名。当他及其子闻二十八日捷讯，喜而作诗，父子二人当夜共成十一首……诗中曾有‘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之句。故‘正气’二字正是写于此时，用以祝捷者。后该二字被制成匾竖于关岳庙，即武庙。” “明、清七城门附近各建关帝庙一座，因关是武将，遂皆挂此‘正气匾’。涂门之关帝庙，明初在后城舍人宫旁（直至文革前仍供关羽），也长期挂‘正气匾’。” “通淮街关帝庙乃明朝成立后始建……清末适值后城杨家栋任庙董，遂将舍人宫边之竖式‘正气匾’改成横式匾。左署‘朱熹书’，右署‘杨家栋立’。现该匾尚存文管会。” 蔡襄祠《谒祠文》 蔡襄祠（蔡忠惠公祠）位于洛阳桥桥南，是为纪念蔡襄在修建洛阳桥时所作贡献而建（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襄》、《泉州桥梁．洛阳桥》、《泉州祠堂．蔡忠惠公祠》）。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四．学校志．附名宦专祠之祭》载，朱熹任同安县主簿之初，过洛阳万安桥谒蔡忠惠公祠，留下一篇《谒祠文》： “惟公忠言惠政，着自中朝。筮仕之初，尝屈兹郡。岁时虽久，称思未忘。厥有遗祠，英灵如在。某虽不敏，实仰高风。临事之初，敬修礼谒谨告。” “凤山”诗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四．山川志》：“凤山，北接大旗，由北山（清源山）逶迤而来，势如飞凤故名……[宋．朱子（朱熹）诗]‘门前寒水青铜阙，林外晴峰紫帽孤。记得南坨通柳浪，依稀全是辋川图。’” 海印寺“天风海涛”匾、“极高明”匾 海印寺位于泉州东海法石村宝觉山上，始建于宋代。 海印寺西廊有宝觉院，为朱熹讲学处。东厢有朱子祠，为后人奉祀之所。山之高处，有“天风海涛”楼，朱子所题匾额尚在；还有“极高明”一匾，亦为朱子墨迹，废于文革。 田庵刻版 田庵村原在泉州郡城外东南近郊（今泉秀路景都大酒店西侧一带）。 周海宇《泉州风物传说》称，南宋时，田庵洪氏一世祖洪荣山，祖籍与朱熹同为徽州婺源。因朱熹少年时回婺源扫墓，俩人自小友好，洪荣山即随朱熹学习金石镌刻手艺。后来朱熹官宦泉南，就将洪荣山带出来，定居田庵村。（泉州海交研究会编） 吴堃《泉州的木版镌刻与书坊》载：“田庵这村落，为洪姓聚族而居。据其故老所述，他们的祖先自宋代即从安徽省（？）迁来，他们全族从事于刻版技术，认为与朱熹来泉讲学有关。我们访问过田庵几位老艺人，俱说他们的一世祖洪荣山，从朱熹学习金石镌刻，初以镌刻私章，逐渐发展到木刻乃至书版。随着文化事业的发达，操这技艺的日见普遍。到了元朝，该村前此一部分从事经商的也全部弃商就艺，后更传开到邻乡的淮口、后阪两村。考朱熹于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年）登进士，二十一年（应为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任同安簿，其来泉州讲学当开始于任同安簿，如果靖康间开元寺《大藏经》的确系出于泉州的刻工，则早在二十五年前，泉州已有刻版工人了。但田庵洪氏向朱熹学刻金石成为专业刻版，根据田庵旧俗，每当旧历二月十五日（释迦佛涅盘的日子），家家户户必须张办筵席，奉其上刻‘祖师朱文公’木牌，轮流祭祀。这一礼节足证他们刻版艺术是出于朱熹的传授。”（泉州文史资料，第七辑） 考其原因，朱熹在南宋后已成为文化教育的化身，朱熹注本成为天下举子业必备书，供奉朱文公，实际上是为了祈求雕版业兴旺。
朱熹与九日山 九日山位于泉州城西约五公里，在南安市丰州金溪，有东、西、北三峰。 “九日山”石刻 九日山西峰东坡巨岩峭壁间，有全山最大的石刻“九日山”三字，是清．乾隆间福建提督马负书所题。上有附记云：“郡乘山川志，朱文公两游于此，有书九日山三字。余游历憩息，考之山僧，谓世远凐没无存，良可慨惜。因重勒三字，以承先哲表彰胜地之至意云。” 首游九日山 绍兴二十六年丙子（一一五六年）七月朱熹同安秩满，八月在泉州府候批书之际，朱熹与忘年好友傅自得登游泉州府南安县九日山，这次憩游历时九天。 在姜相峰西侧半山处，有座建于北宋的廓然亭（此亭废于元代），亭边也有古松，是诗人词客雅集吟咏的胜地。朱熹曾咏《题廊然亭》以记游： “逗留访隐古祠旁，眼底樛松老更苍。 山得吾侪应改观，坐无恶客自生凉。” 朱熹还写下《题九日山》诗： “昨游九日下，散发岩上石。仰看天宇旷，俯叹尘境窄。 归来今几时，梦想挂苍碧。闻公结茅地，恍复忆畴昔。 年随流水逝，事与浮云失。了知廊然处，都不从外得。 遥怜植杖翁，鹤骨双眼碧。咏啸明月中，秋风桂花白。” 此外，还题有《题九日山乱峰轩》诗两首： 一“因依古佛居，结屋寒林杪。 当户碧峰稠，云烟自昏晓。” 二“岩中老释子，白发对青山。 不作看天想，秋云时复还。” 《题九日山石佛岩》： “卧草埋云不记秋，忽然成殿坐岩幽。 纷纷香火来求福，不悟前生是石头。” 八月十一日，朱熹与傅自得月夜泛舟九日山下金溪。傅自得撰《金溪泛舟记》（民国《南安县志．卷四十六．艺文志》）： “绍兴丙子八月十一日，携酒幞被，谒朱元晦于九日山。向晚，幅巾黎杖，相与彷徉于金溪渡头，唤舟共载，信流而行。老蟾徐上，四无纤云，两岸古木森然，微风摇动，龙蛇布地，溪光山色，随月照耀；远近上下，更相辉映，殆非尘世境界。朱子曰：‘乐哉，斯游乎！’举杯引满，击楫而歌《楚辞．九章》，声调壮大，潜鱼为之惊跃，栖鸟起而飞鸣。余亦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以和之。每至会心处，辄递起相献酬……少焉，斗转参横，风作浪涌，余曰：‘乐不可极，将安之耶？’鼓棹而还，会宿于东峰道场。明日，朱子赋诗以纪一时之胜。次韵为谢，殊恨笔力衰退，无杰句以称清游也。” 文中“朱子赋诗以纪一时之胜”所云朱熹诗为《知郡傅丈载酒幞过某于九日山，夜冷小舟弄月剧饮》，诗曰： “扁舟转空阔，烟水浩将平。月色中流满，秋声两岸生。 杯深同醉极，啸罢独魂惊。归去空山黑，西南河汉倾。” 傅自得所云“次韵为谢”之诗为《九日同朱子泛游金溪》，诗曰： “秋月天然白，溪流镜样平。唤船同胜赏，把盏话平生。 击楫鱼频跃，忘机鸟尚惊。兹游还可继，家酿为君倾。” 四十年后，“庆元党禁”，晚年的朱熹以注解《楚辞》寄寓郁愤情绪。他回忆金溪泛舟旧游，赋《戏答杨庭秀问讯离骚之句》： “昔诵离骚夜扣舷，江湖满地水浮天。 只今拥鼻寒窗底，烂却沙头月一船。” 九日山书院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年），朱熹与傅自得登游九日山时，与傅自得创设“九日山书院”，并亲自讲学、制订“教条”引导学子信守： “一为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二为学之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三为修身三要：言忠信、行笃数、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四为处事之要：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五为接物之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 重游九日山 南宋．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年），五十五岁的朱熹重到永春拜访年已古稀的陈知柔，嗣而相携游览南安天开八石的莲花峰，吟咏于九日山，寻踪觅迹王延彬手建的“云台别墅”。 朱熹在莲花峰与陈知柔赋诗唱和。 陈知柔 《题莲花峰》诗曰： “一莲峰上几人攀，千年清风起儒顽。 指点乾坤千里目，世途隘甚此中宽。” 朱熹《次韵陈休斋（陈知柔）莲花峰之作》诗曰： “八石天开势绝攀，算来未似此心顽。 已吞缭白萦青外，依旧个中云梦宽。” 另，朱熹《莲花峰次数夫韵》： “月晓风清坠白莲，世间无物敢争妍。 如何今夜峰头雪，撩得新诗续旧篇。” 《题莲花不老峰》两首： 一“群峰相接连，断处秋云起。 云起山更深，咫尺愁千里。” 二“流云绕空山，绝壁上苍翠。 应有采芝人，相期烟雨外。” 朱熹重游九日山时，依然与禅僧交游唱和，如《奉酬九日东峰道人滹公见赠之作》： “几年回首梦云关，次日重来两鬓斑。 点检梁间新岁月，招呼台上旧溪山。 三生漫说终无据，万法由来本自闲。 一笑支郎又相恼，新诗不落语言间。”
朱熹与晋江 芝山题刻 芝山在晋江祥芝（今属石狮市）高盖山以北濒海处。 相传，南宋．道士赵永嘉曾在同安主簿朱熹手下做事，后来则去修炼道术。石狮市金鞍山（俗称小辜山）上有永嘉室，室长二丈余，为赵永嘉隐居处。他学到驯虎守室的本领，住处有虎镇守，他则四处游览。当时晋江出海口的小山上生长一种芝草，凡乡人送给赵永嘉食物，赵则赠与一束芝草。有乡人用芝草饲牛，牛酣睡数日不醒。乡人担心牛死掉，又找赵永嘉，赵予草药使牛醒。赵永嘉采草之山名芝山，出海口称祥芝澳。 朱熹曾应赵永嘉邀请，往游于永宁、祥芝一带，见其地背靠五虎山，面向深沪湾，为兵家必争之地。故朱熹曾预言：“此地二百年后，当为车马之区”（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二．古迹》）。 芝山上有石刻“小山丛竹”四大字，系朱熹所题。据传，宋代抗金名将刘锜裔孙文聚卜居芝山南麓，曾礼聘同安邱葵来此执教。邱葵为朱熹得意门生，师生感情深厚，故朱熹曾来芝山遨游，留下此题刻。
朱熹与安海 安海古称“湾海”，又称安平港，隶泉州府晋江县（今晋江市），扼晋江、南安两县的水陆要冲，是宋元时代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和避风良港。北宋．元佑二年（一○八七年），泉州开港设市舶司，安海逐渐成为对外贸易港口，始称安海市。 青少年时代随父居安海 南宋．建炎四年（一一三○年），安海设置“石井镇”。大概在绍兴二年（一一三二年）夏至绍兴四年（一一三四年）秋，朱熹之父、吏部郎朱松首任镇监。小名沋郎的朱熹曾随父及全家至任所，青少年时代在泉州度过。 朱熹在安海的幼童生活，从朱松的《中秋赏月》诗（四库全书：《韦斋集．卷三》）可见一斑： “今年中秋月，并海窥涛澜。坐看郁蓝天，突涌白玉盘…… 亦复取樽酒，承颜有余欢。天涯等牢落，世路方艰难。 且遵秉烛语，毋为泣河汉。停杯玩飞辙，河汉静不湍。 痴儿亦不眠，苦觅蛙兔看。” 数临安海讲学 朱熹任同安主簿时，常往来于相距百余里的泉、同之间，必经安海，数访朱松遗迹旧事，“见其老幼义理详悉，遂与论说”，士因益勤于学（《安海志．卷六．学校》）。 《安海志》载，朱熹“数临安海讲学，启迪文风，诲掖士子，因而人才蔚起。”古称安海为“二朱过化”之地。 朱熹逝后，安海建有朱文公祠（石井书院），清．康熙间重建，之后一再修葺，今尚存大成殿及两庑。 手书“普现殿”匾额 普现殿即龙山寺的古称，位于晋江市安海型厝村北的龙山之麓，建于隋·大业四年（六○八年），是泉南著名的千年古刹。 朱熹曾手书“普现殿”匾额，今存。
朱熹与南安 《南安道中》诗 南宋．绍兴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仲秋，朱熹因事从同安赴泉州，途径南安，赋《南安道中》五律一首（《八闽通志．卷八十三．词翰》）： “晓涧淙流急，秋山寒气侵。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阴。 烟火居民少，荒蹊草露深。悠悠秋稼晚，寥落风寒心。” 当时同安至泉州，必经南安县太平、唐兴等乡里（今南安市官桥、水头、石井三镇以及同安县莲河等地），这些地方虽处于泉州至广州的重要官道上，但远离邑治（当时南安县治在丰州），开发不久，人烟稀少，草密林深。加之大盈岭（今官桥境内）至小盈岭（今南、同边界）之间三十余里山地，是有名的“虎窟”，时有猛虎伤人，成为畏途。 也有论者认为这是朱熹出任同安县主簿，赴任途经南安所题的第一首五律诗。当时，自福州往漳州驿道由永春经澳头渡（今南安码头宫下）入南安，经洪濑、官桥、九溪、小盈岭抵同安县。 题湖尾渡 朱熹赴任同安县主簿，从永春入南安，途经洪濑湖尾渡，见景而作： “路没溪边树，蝉鸣竹处枝。” 造访蔡和 朱熹在赴任同安县主簿行程经南安三十五都的石乡时，造访蔡和（字易居），共感“相见恨晚”，读易论道至微，留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传说。 诗山“欧阳古地”碑刻 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年）冬，朱熹重游泉州，应永春陈之柔之邀，漫游诗山（高盖山），瞻仰欧阳詹胜迹。民国《南安县志．卷二．舆地志．高盖山》载：“宋．朱子（朱熹）尝与陈之柔道经诗村，访其（欧阳詹）故址，书‘欧阳古地’石碑，以志不忘。乾隆间，碑为乡人埋去。今宜清出，俾百世后兴‘高山仰止’之思云。” “鹏峰胜地”岩刻 南宋．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年）冬，朱熹还应永春陈之柔之邀登上五台山，为陈之柔之兄陈南寿指点墓穴。民国《南安县志．卷一．舆地》载，诗山东北隅的鹏峰“由五台蜿蜒而来，历仙洞寨耸起一峰，势如禽鸟飞舞，宋赠太常卿陈南寿墓在焉……世传陈之柔与朱文公到此，为其兄南寿指点穴处。文公书此四大字（“鹏峰胜地”）于石。”古人把此地呼为“石墓头”，沿用至今。 雪峰寺门联 雪峰寺位于南安市康美镇杨梅山麓，建于唐代。 朱熹与陈知柔相偕从金溪泛舟溯上，游览雪峰寺，见景作联： “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 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 这副联对镌刻在雪峰寺大门楹柱上，原为木刻竖匾，年久失落，近年重修该寺时镌刻于石。 杨子山杨林书院 杨林书院位于南安市石井镇西北隅的杨子山上，位与同安县毗邻。原为五代．杨樵（杨肃）读书处，北宋．嘉佑三年 （一○五八年)宋皇敕建。 杨樵，五代人，随王潮兄弟入闽，居石井歌髻山，精研医术，一日采药于高田山，得异人指点，返家竟过三年。医术超群，为唐昭宗太后治愈顽疾。唐皇赐杨樵“进士出身”，封“太乙真人”，封歌髻山为“杨子山”。杨樵无意为官，奏请返乡为乡民治病。请修建“九溪十八坝”灌溉万顷良田。唐皇派御林军五千员前来修造“九溪十八坝”，号称万人川，又称 “仙公坝”。 朱熹任同安县主簿时，常到杨林书院讲学授徒，引得四方贤豪来访求教。如官桥杨景陆得朱子指点，卒成名儒。 朱熹景仰杨樵，“宋．朱子赠杨樵联云：‘仙子友英贤，一局曾消千日瞬；天王旌国手，三军为导万人川’”（民国《南安县志．卷三．舆地志．万人川》）。 杨子山上留有朱熹题的“极高明”石刻，立在性愿舍利塔顶偏东南高处，每字径三十厘米乘二十五厘米，左下方落款“晦翁”。还有“琴眠”、“紫阳”题刻。相传杨子山状似尤溪县的“紫阳山”，朱熹把此山作为第二家山，故书曰“紫阳”为志。 后人在朱熹讲学处举建朱祠，曾再三迁建。杨子山现存三方与后人纪念朱熹有关的碑刻： ①《清水岩重建朱文公祠碑记》，镶嵌在杨林书院遗址大厅正墙上，清．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重建清水岩时立的，详细记述迁址重建始末和规制。 ②《清水岩重建朱文公祠碑记（五文昌祠附）》，位于清水岩右下侧大榕树下。 ③《兆元阁朱子祠碑记》，清．道光年间在青云梯上方新建兆元阁遗址时立。
朱熹与安溪 朱熹一生曾多次游览泉州府安溪县名山胜景，留下不少诗作和石刻。 《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诗 他任同安主簿五年，为查察有关案件，来到安溪，写有《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五言古诗一首： “县郭四依山，清流下如驶。居民烟火少，市列无行次。 岚阴常在午，阳景犹氛翳。向夕悲风多，游子不遑寐。 我来亦何事，吏桀古所记。棒檄正淹留，何当语归计？” 《过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绝类建剑间山水佳处因吟》诗 朱熹过安溪道中，写有《过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绝类建剑间山水佳处因吟》五言诗一首： “驱车陟连冈，振辔出林莽。雾气晓方除，日照川如掌。 行行遵曲岸，水石穷游赏。地偏寒筱多，涧激淙流响。 袛役未忘倦，精神渐萧爽。感兹怀故山，何日脱征鞅？” 《题凤山庵》诗 朱熹常在游览中乘兴在庵壁题句。他登上安溪县城西北凤髻山时，在凤山庵写下《题凤山庵》诗一首： “心外无法，满目青山； 通玄峰顶，不是人间。” 品题“清溪八景”与“凤麓春阴”碑 朱熹游览安溪山水，品题“清溪八景”曰：凤麓春阴、龙津夜月、东皋渔舍、南市酒家、芦濑行舟、葛磬坐钓、阆岩夕照、薛阪晓霞。 安溪县文庙保存一方“凤麓春阴”碑刻，旁署“晦翁题”。 “仙苑”碑 位于安溪县城厢镇仙苑村后山顶，廿世纪八十年代发现。 碑高一．四八米、宽○．七四米、厚○．一米。碑面阴镌“仙苑”二字，字径五十八乘六十厘米。笔法苍劲，署款“晦翁书”；碑背阴楷：“此碑原在薛阪，相传没潭中，每夜有光，渔人以为怪，采得之乃出，置磬石上。其渡遂以仙苑名。丙申（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年），书院（考亭书院）成，徙此。”后署“邑令曾之传记”。曾之传于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五年任安溪令。 清．乾隆《安溪县志．古迹》载：“石碣一通，高四尺许，上刻‘仙苑’二字，大如斗，古劲可爱……国朝康熙丙申（一七一六年），邑令曾之传置考亭书院。” 民国间考亭书院废，碑乃归原地。 阆苑岩 安溪县城厢乡同美村新岩山顶阆苑岩，有朱熹题门柱联阴镌：“白茶特产推无价，石笋孤峰别有天”。 “阆苑夕照”四字，即朱熹所题。他的题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至今还万人吟诵。 “佛国”碑 蓬莱镇彭格村公路旁“佛国”碑，花岗岩质地，高一．五米、宽○．七米、厚○．一米。阴镌行楷，书法刚健，无款识，相传亦为朱熹所书。 “中流砥柱”碑 官桥镇益林犀山下苦笼溪边一巨石上刻有“中流砥柱”四字，据廖氏族谱记载为朱熹所题。
朱熹与永春 朱熹数次到过永春，在永春与之交游的有向他传授政治经验的知县黄瑀、曾从科举考卷中发现朱熹的伯乐、缙绅蔡兹、弃官归隐的陈知柔、同年陈光、苏升等。 蔡兹，永春人。朱熹十八岁举建州乡贡时，蔡兹任考官，称朱熹“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宿大剧铺》诗碑 绍兴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年）七月朱熹同安秩满，八月在泉州府候批书之际，游历泉州府永春县，到永春岱山岩、大剧铺等地访问同年陈光、苏升。 大剧铺位于永春县吾峰镇吾中村，宋代即在此设立驿铺，为古代永春通往德化的重要中转站。朱熹夜宿大剧铺，留题《宿大剧铺》诗： “王事贤劳只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 如何独宿荒山夜，更拥寒衾听子规。” 清．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永春知州（永春于清．雍正十二年由县升为直隶州）郑一崧来到剧头铺，追思先贤，书朱熹《宿大剧铺》诗于石上，命工匠镌刻，并建亭遮护。亭额名“谷音”，取朱泗《谷音亭记》“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和“跫然之音，与松涛竹韵悠悠长世”之意。亭左右柱悬镏金木牌对联：“此地空留几行字，斯人一去七百年。” 这方诗碑现收存于永春县文庙，高一．五二米，宽○．五九米，厚○．一米，额题篆体“先贤遗迹”四个大字，前题“朱子宿大剧铺旧题”，落款“乾隆五十一年岁次丙午庚伏”、“桃源（永春古称“桃源”）牧郑一崧敬书勒石”。 游历陈岩山 陈岩山又称仙洞山，是永春县蓬壶镇境内蓬山的右峰，上有道观真宝殿。 陈知柔居住的村子在陈岩山附近，相传陈岩为其别业，陈知柔在此讲学授徒。朱熹探访陈知柔时，曾到陈岩游历，与陈知柔谈经论诗，并留下“蓬山皆美，陈岩尤胜”的赞语（《重修仙洞真宝殿碑记》，今存仙洞山），又在“无极殿”石柱题刻“千寻瀑布如飞练，一簇人烟似画图”。 环翠亭论诗讲学 又名万寿亭，位于永春县城北的大鹏山麓。 淳熙年间（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年），朱熹再游永春，与永春陈知柔、蔡兹论诗讲学于环翠亭。 有一次，朱熹应邀到环翠亭为诸生讲学，当场与陈知柔觞咏和诗，在亭内留下《环翠亭》一诗： “闲将岁月老湮汀，更遣诗情到杳冥。 游子故应悲旧国，壮怀那肯泣新亭。 一官避世今头白，万卷收功久汗青。 但见潮生与潮落，不知沉醉又还醒。” 后来，陈知柔曾作一首《环翠亭》诗回忆道：“当年把臂入龙山，犹记相逢醉梦间……茅檐负日真成算，竹榻论诗整破颜。”（《永春州志．卷十四．环翠亭》） 在朱、陈的影响下，永春理学人才辈出，著名学者先后有黄维之、黄以翼、庄夏、陈易、卓琮等。 鼎仙山留题 鼎仙山位于永春县东部湖洋镇仙溪，原名岩屏山，是戴云山东南余脉。 朱熹多次到永春拜访蔡兹、陈知柔、陈光时，曾履迹岩屏山，留题“溪山第一”；又在一座东面西巨石上再题“仙苑”二字，署名“晦翁”。临下山，环顾山川胜概，曰：“兴此岩也，必聚众仙。山有仙则名，此山必仙众而鼎甲，宜易名鼎仙山。”由于朱熹的题赞，仙溪民众即在山上建起鼎仙岩。 岱山岩 岱山岩位于永春县离县城近二百里的一都岱山。 南宋．绍兴十八年（一一四九年），永春民苏里（今一都镇）陈光与朱熹同年中进士，曾在渭北权知新州，因对朝庭不满，弃官回乡隐居岱山岩潜心治学。 《永春州志．卷十四》载，朱熹任同安县主簿时，到永春城讲学，并至一都岱山岩访陈光，在文昌阁下塌，批注《四书》，与陈光吟诗唱和。 朱子研究专家束景南《朱子大传》中，以陈光和朱熹“去年渭北望卿频，今日深山屐齿新……”一诗，判断“似朱熹到岱山及赠诗非止一次”。 寺外有两块紧靠着的石头，形如大钟、大鼓。大鼓外围刻有朱熹墨迹“寒竹风松”，笔势刚劲，结构严谨。朱熹在岱山岩还留下“月蓬第一峰”等珍贵手迹。他将岱山改为“铁峰山”，故岱山岩又名“铁峰岩”。 朱熹有《赠陈光》诗曰： “一钱一剑出新州，五柳凭谁添酒筹。 岱壑不嫌松共老，碧波偏向桂招游。” 陈光在《和朱子咏岱山岩》中曾盛赞岱山岩景色： “去年渭北望卿频，今日深山屐齿新。 珠树香沾千涧雨，莲峰翠滴四时春。 渔人有意休相问，樵子无心不与亲。 石榻盘施忘岁月，瓶罍差罄故人贫。”
朱熹与金门 金门县古称浯洲、仙洲，自古是泉州辖地。宋代，金门隶属泉州府同安县管辖。 朱熹任同安县主簿时，曾到金门岛，题咏、评论金门山川风物。清．道光《金门志．士习》载，朱熹“采风岛上，以礼导民。” 牧马侯庙诗 明．守御金门的解智《孚济庙志》（孚济庙在南宋时称牧马王祠，牧马王系陈渊）载：“朱文公簿邑时，有次牧马侯庙诗曰：‘此日观风海上驰，殷勤父老远追随。野饶稻黍输王赋，地接扶桑拥帝基。云树葱笼神女室，岗峦连抱圣侯祠。黄昏更上丰山望，四际天光蘸碧漪。’”（《沧海纪遗．词翰之纪》） 鸿渐山 金门最早的方志《沧海纪遗》曰：“文公尝至鸿渐，叹曰：‘鸿渐胜已渡江矣。’又曰：‘鸿渐反背皆是同，乃向浯也。’”（转引自董金裕《朱子与金门的教化》，朱子学新论，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
朱熹与厦门 宋代，厦门岛称嘉禾屿，隶属泉州府同安县管辖。 《裨正书序》 朱熹曾渡海顿嘉禾屿，寻访唐代文士陈黯遗迹，从金榜山薛岭陈氏后人处得到《裨正书》四十九篇。朱熹亲自校订，并作《裨正书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裨正书序》，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金榜山 金榜山，又称场老山，是陈黯隐居读书处。山上有朱熹手书“谈玄石”和“迎仙”等题刻。（清．乾隆《泉州府志．卷八．山川》） 朱熹六十一岁知漳州时，再次往游嘉禾屿，还根据他仕泉时收集到的陈黯墓表，撰写了《金榜山记》与《金榜山》诗。（清．道光《厦门志．卷九．艺文》） 《金榜山记》有云：“金榜山在嘉禾廿三都北，有岭曰薛岭。岭之南，唐文士陈黯公居焉；岭之北，薛令之孙徙居于此，时号南陈北薛……” 《金榜山》诗云： “陈场老子读书处，金榜山前石室中。 人去石存犹昨日，莺啼花落几春风。 藏修洞口云空集，舒啸岩幽草自茸。 应喜斯文今不泯，紫阳秉笔纪前功。” 朱熹泉籍门人与仕泉门人 朱熹泉州门人的事迹，散见于方志和《朱文公文集》中。刘树勋教授主编的《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所附名录中，有泉州十四人。 据林振礼《朱熹与泉州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不完全收集，朱熹的泉州籍门人有二十一人、仕宦讲学于泉州的门人有五人。 泉籍门人（二十一人） 泉州：傅伯成、傅伯寿； 同安县：许升、王力行、许子春、陈齐仲、戴迈、吕亻先、杨宋卿； 晋江县：杨志、杨履正、高禾、林峦； 南安县：黄谦、蔡和、李亢宗、杨景陆、诸葛廷材； 惠安县：刘镜、张巽； 永春县：陈易。 仕泉门人（五人） 闽北崇安人詹体仁、漳州龙溪人陈淳、闽北浦城人真德秀、闽北光泽人李方子、莆田人陈宓。 经界 绍兴间全国施行经界 宋室南渡后，高宗赵构的政权极为脆弱。当赵构从扬州巡幸回杭州时，即遇宫卫警戒的军官叛变，立他刚一岁多的儿子为帝。韩世忠勤王，赵构才得以复辟。而惊魂未定，又被金兵追逐得浮海逃命。直到绍兴五年（一一三五年）建太庙于临安，才算立都。而南方各地叛兵作乱，农民起义频仍，勘乱及求和攮扰达十余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因此，著名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 绍兴间，土地的集中和贫富分化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大将张浚家，每年收租六十万斛；杨沂中家，仅在楚州就有田产三万九千余亩；金州石泉县杨广家，积谷可支三十年（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土地集中造成税赋不均，强宗豪右隐田逃税，贫弱细民产去税存。有田无税，有税无田，成为全国普遍现象，直接造成朝廷财政危机。 南宋．绍兴十二年至十九年（一一四二～一一四九年），在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主持下，全国施行经界，以后部分地区仍继续进行，一直到绍兴二十八年（一一五八年）才全部结束。 诏罢泉、漳、汀三州经界 在全国施行经界的过程中，惟独泉州、漳州、汀州三州中途停了下来。 起因于提刑孙汝翼的上状：“泉、漳、汀三州，近经草寇，民多逃移，乞将三州诸县不以已未打量均税，一切权行住罢，俟寇贼宁息日，申取朝旨施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中华书局）。 赵构听信孙汝翼颠倒黑白的上状，于绍兴二十年（一一五○年）七月诏罢泉、漳、汀三州经界，致使“富者日益兼并，贫者日益困弱”。 朱熹极力为在泉、漳推行经界奔走呼号 绍兴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朱熹任同安县主簿，正面临这一难题。当他发现泉、漳、汀三州经界不行，税赋苛重不均，贫弱之民不堪忍受时，极力为推行经界、蠲减经总制而奔走呼号。 朱熹特地拜访惠安县丞郑昭叔，听取他在仙游任上推行经界的办法，记录下来，准备在同安推广。 朱熹还数次到永春县，向永春知县黄瑀（德藻）请教经验。他记录曰：“及来永春，承寇乱蛊弊之余，田菜多荒，民力凋瘁。公（黄瑀）至，首蠲其宿负。民有鬻业而税籍不除者，悉厘正之，其文书或不具，则履亩而均其税。于是豪民无得幸免，而民弱以苏。”（《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三》，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在向郑昭叔、黄瑀两位泉属资深官员做深入调查研究上，朱熹不顾上司停罢经界的禁令，自行在同安于清查版籍田税上作了一番论证筹划，请县令陈元滂施行，得到一些收获。 这件事，后来朱熹在漳州任上还曾提到：“熹绍兴二十三、四年（一一五三、一一五四年）间，备员泉州同安主簿，是时已见本州岛不曾经界。县道催理税物，不登乡司，例以逃绝为词，官司便谓不可追究。徐考其实，则人户虽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处，但或为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为邻至宗亲后来占据，阴结乡吏，隐而不言耳。固尝画策，以请于县。一时均割虽亦颇多，然本源未正，弊随目生，终不能有以为久远之利。”（《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一》，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朱熹力图把正经界作为自己在同安推行仁政的实际行动，但孙汝翼所谓“俟盗贼宁息日，申取朝旨施行”只不过是幌子。绍兴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年）后，甚至连全国各路推行经界也因大地主官僚的反对作梗而“往往中辍”。 漳、汀、泉三州重新恢复经界之事，三十年以后即绍熙元年（一一九○年）朱熹守漳时再次重提。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一．田赋》以沉重的笔调纪其事： “承平既久，荒垦互易，而伪慝俵寄，蠹弊丛生。朱文会主薄同安，深知其弊。后守漳州上言：经界为民间莫大之利，绍兴中已推行处，公私两便，独泉、漳、汀三州未行。民困枵败，官失常赋……请推择官吏，委任责成打量亩步，攒造图帐，费从官给，随产均税……而贵家豪右侵渔贫弱者，醑为异论挠之，前诏遂格。终宋之世，田土高下，变眩莫据。”
经制钱、总制钱 经、总制钱 经制钱，本是北宋·经制使陈亨伯以镇压方腊起义为名增收的临时税。 总制钱，属朝代草创时的筹款办法。 正经界与整顿赋税是密切相关的，经界版籍越是混乱，赋税就越苛重不均。南宋．绍兴间，赋税激增，秦桧“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各种无名苛税层出不穷，尤以经、总制钱最为扰民。两税一般从既有的税额，增派附加。初时每千文增二十三文，后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方办事的手续费，与赃罚并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定期提供“每月桩发”。 愤责督办亏欠 朱熹到同安不久，便逢户部急如星火催逼州县地方督办积年亏欠的经总制，一场不顾百姓死活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 “前日之为户部者，又为之变符檄，急邮传，切责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办于县，转以相承急。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于赏典，意外督趣，无所不至……计今天下州县以此（经总制钱）为号，而率取其民者，无虑什之七八，幸其犹有未至于此者。则州日月使人持符来逮，吏系治挞击，以必得为效。而县吏不胜其苦，日夜相与撼其长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则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并缘为奸，何所不有！”（《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同时遭受督责之苦的朱熹，愤而写信给先父故旧、户部侍郎钟世民，指出经总制是“民所不当输，官所不当得，制之无艺，而取之无名”，痛斥“公卿以下，共事◇（左“女”右上“合”下“廾”）阿”（《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但钟世民对其上书不置可否。 防止官吏赃私 对于防止官吏赃私，朱熹也煞费苦心。 他利用“檄书按事涉其境”之便，向永春县令黄瑀取经。黄瑀对付百姓输赋过期、吏人为奸作弊采取的办法是：“民输赋或后期，不使吏与其间，独揭其姓名于市，为之期日，而闻者相先以至，间不一岁，流庸尽复，赋入再倍。” （《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三》，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朱熹仿效变通，且有所创新：“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只以一幅纸截作三片，作小榜篇贴云：本厅取几日点追税甚乡分税，仰人户乡司主人头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时，纳者纷纷。然此只是一个信而已。如或违限遭点，定断不恕，所以人怕。”（《朱子语类．外任．卷一○六》，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 从“爱民以仁”到“治民以法” 然而，正如朱熹所忧虑：“输尽王租生意微”（《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七》，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官方“赋入再倍”，竭泽而渔，致使百姓不能按期如数纳税，走投无路，铤而走险进行反抗。 同安濒海，由于盐法弊坏，盐贩流民起义不断，经常攻城作乱。绍兴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年）夏，有一股义军进攻县城，朱熹与监盐税曹德广同守县城西北，两人尽心协力登城指挥，击退义军。 事后，世将习兵的曹德广以“仰高临下则弓矢”为固城之计，在城角辟圃习射。朱熹为作《射圃记》（《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七十七》，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叙述守城和练兵的“治绩”。朱熹作为主簿，在城“不能守，吾属死无处所”之际，只好以“治民以法”代替“爱民以仁”，走向反面。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从“拙勤终不补，谁使漫劳心”、“仕身谅无补，憔悴欲归休”等吟咏可见一般（《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一》，四库丛刊初编缩本）。 策问 由于掌管簿书赋税，使朱熹从同安一县及泉州一郡透视了整个南宋社会的腐败糜烂和财政弊端。他给诸生出过一道策问，忧患的背后隐伏着对秦桧把持朝政时期巧立名目、明征暗增、搜刮刻剥无所不用其极的仇视： “问：泉之为州旧矣，其粟米布缕力役之征，岁入于公者，盖有定计。禄士廪军，自昔以来，量是以为出，不闻其不足也；有不足，则不为州久失。而比年以来，困竭殊甚，帑藏萧然，无旬月之积。二千石每至，往往未及下车，而惟此之问。然文符益繁，县益急，民益贫，财富益屈。此其故何耶？”（《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七十四》，四库丛刊初编缩本） 秦桧死后，赵构“数下宽大诏书，弛民市征口算”等等，以示惠民。但积弊既深，更张软弱无力，不能解民于倒悬。尽管朱熹认为推行经界、蠲减赋税对于挽救南宋衰世，比起从文化思想深层结构改变人心道德，只是治标未能治本，但事关生民休戚，因此，自同安任上及其后三四十年间，他一直不失时机地为之执着抗争。 南外宗正司为民病苦 南外宗正司为避战乱，于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迁泉州。 初始时期，朝廷应瞻之数多，本州岛出备少。后来朝廷应瞻数量减少，泉州地方还要负担南外官署和学校的开支，则所谓“官子之养廉，宗学之养士”（《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五》，万有文库本）。这样，南渡以来国运衰落和统治阶级的奢靡腐败所造成的财政危机，迭经层层转嫁，最后全落在老百姓身上。 朱熹对南宋．皇族宗室对泉州造成的财政负担有诸多考察。 周密《齐东野语．宗子请给》载，南渡后，宗室按实际人数“仰食县官”，西、南两宗无赖者，“至纵其婢使与闾巷通，生子则认为己子，而利其请给”。（周密《齐东野语．卷八》，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 朱熹曰：“宗室俸给，一年多一年。骎骎四五十年后，何以当之？事极必有变。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遗请给。初立此条，止为贫穷全无生活计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朱子语类．卷一一一》，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 朱熹又曰：“宗室请受浩翰，直是孤遗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遗请受；有子孙多，则宁不肯出官。盖出官，则其子孙孤遗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遗众分之多也。”（《朱子语类．卷一一一》，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 同时，朱熹还关注南外宗官寄治泉州，抉势为暴，“夺胡浮海巨舰”，“占役禁兵以百数”，“盗煮海之利，乱产盐法，为民病苦”等等。（《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九》，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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