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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民居概述 资料来源：泉州历史网 泉州民居的历史发展 先秦 泉州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此劳动生息。简单原始的竹木结构的高台巢居，是先民们的居住形式。
秦汉时期 我国东南沿海广大地区生活的是百越民族，泉州境内居住着百越之一的闽越族。 以船为家 闽越族善于驾舟和水上船行，历史上以舟楫文化发达闻名。《汉书．严助传》曰：“（闽）越方外之地，断发文身之民也，以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 闽越人生活居住以船为家，这种房屋可称之为船屋。《太平寰宇记．泉州风俗》有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日游艇子……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随徙，船式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破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乌船。”在闽北武夷山等地发现许多古越人的崖墓，其棺即为独木舟形状。 茅舍 又称茅屋、茅庐，民居屋顶为茅草覆盖。在泉州的城市尚未发达之前，陆居基本上均为茅舍。就是到五代，广大山区、农村仍以茅舍为主要民居形式。 如五代．詹敦仁诗作中，言及自己住宅时均称“茅舍”等（安溪开先县令詹敦仁纪念馆筹建理事会辑录：《重建开先县令詹敦仁纪念馆暨詹敦仁学术研讨资料汇编．詹敦仁诗文选》）： 《喜达泉州，筑室于晋江城山居之，众峰矗起若堆堞然，寻访宗人，具得其实。作此篇》：“巧将茅作舍，城近绕庐山。”詹敦仁于九三七年迁居清源山下，时在闽王王延钧诏许泉州滨海居民以瓦粘屋顶后三年。 《发南台舟中作，岁在戊戌》：“欲结茅庐志浩然，芒鞋竹杖自轻便。”戊戌年为九三八年，即詹敦仁迁居清源山下的第二年。 《余迁泉山城，留侯招游郡圃，作此》：“当年巧匠制茅亭，台馆晕飞匝郡城。”此诗大概作于入住泉州城内的九四六年。 詹敦仁居于清源山下数年，均住茅舍，这反映出泉州沿海地区居民以瓦粘屋的普及速度是缓慢的。 詹敦仁后来迁居安溪山区，在其诗中所提到的当地民居也称“茅舍”：“晚凉踏夜归茅舍，横笛骑牛欸乃声”（《耕》）。 吊脚楼 另一种房屋是在岸上或临水而建干阑式建筑，俗称“吊脚楼”。一般用木材或竹子建造，即用矮柱将整座房屋架起，“上设茅屋、下豢牛豕”。这种民居干爽、不潮湿，住在上面比较舒服，且可避免沙虱、毒蛇、猛兽的侵害。 根据考古发现，福建武夷山闽越国王城的宫殿和大型房屋皆为干阑式建筑。
两晋至五代时期 是泉州传统民居建筑完善或完形的演进期。 中原风格民居 秦汉时期及以后相当长时间，不断有中原人士徙居泉州。中原汉民大规模移居泉州是西晋．永嘉年间开始的。其后还有三次较为集中的迁入，分别是唐初、唐末五代及南宋时期。 由于年代久远，这些早期民居已无法寻觅，但通过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却可获取这方面的信息。如南安丰州及周边地带集中清理的晋、南朝时期古墓葬，安溪、永春、南安、晋江、泉州发现的隋、初唐、盛唐时期的纪年墓，以及遍及整个泉州地区的大量晚唐、五代至南宋时期的古墓葬。 这些墓葬有两个显著特征： 其一，不同时期墓葬与同期中原墓葬形制特点十分相似。说明墓葬主人为历史上不同时期迁入的中原人或其后裔。 其二，这些墓葬往往数座乃至数十座排列在一块，有同一时期的，也有跨几个朝代的，如丰州狮子山两晋、南朝古墓群，晋江池店隋、唐古墓群。这反映出当时迁入的汉人仍沿袭和保持了聚族而居的中原生活习俗，其与闽南地区至今仍广泛存在的血缘聚落现象十分吻合。另外，从各时期墓葬的数量和分布范围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原汉人迁入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的渐进过程。 中原汉人的迁入过程，也是其与当地闽越土著文化不断融合、互动的过程。如唐初陈元光为争取“蛮僚”归附，曾“遗土人，诱而化之”，并招徕流亡，发动百姓“辟草莽，斩荆棘，建宅第”。 到唐．开元年间，由于泉州人口增多，郡城由丰州迁往海边。五代时，留从效又将泉州城由子城扩展到罗城。随着中原汉人的迁入增长，取而代之的是中原风格的民居建筑。泉州传统古民居以三开间为基本单位，再组合成三合院或四合院，以及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与中原地区晋、唐住宅形制特点一致。 屋顶粘瓦的普遍推广 屋顶粘瓦，应该是随着中原汉人的迁入而带入泉州的，因此，开始时仅局限于少数中原汉人，尤其是达官、士人应用。 粘瓦的普遍推广，应始于五代，且与闽王王延钧有关。 据宋．黄宗旦《灵秀山记》载，九三四年冬，闽王王延钧驾幸其生母黄厥家乡黄田境（今惠安县张阪乡后边村），谒黄氏家庙及祖墓。“晚尝入宿。至次平明时，见金风剪剪，瓦霜棱棱。帝（王延钧）曰：‘锦田之地如斯时者，暂乎？常乎？’克宗公（黄氏族人）奏曰：‘兹地极滨，遇秋之日，如城郭之遇冬也。’帝叹曰：‘小民得无愁苦之声乎？’于是下诏：凡滨海之居民房屋，许用瓦粘。而滨海获以粘瓦居者始此。”（清．嘉庆《惠安县志．文集．灵秀山记》）
宋元时期 是泉州传统民居建筑发展期。 注重择位、定向、布局 从这一时期古墓葬中发现的大量墓志和买地券等，可以看出民居注重的择位、定向、布局的习俗，这时期如罗盘的使用等已普遍流行。 红砖文化 宋元时期红砖建筑开始出现。 廿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在晋江、泉州发现大量宋元时期古墓葬，许多墓室都由纯正红砖砌筑而成，这与此前墓葬皆由青砖砌筑形成鲜明对比。 这些墓室外侧还有三或五层薄瓦片砌成的防水层，有些墓室内还发现有薄方砖作为铺地砖。除砌筑墓室的平砖略厚大外，外裹防水瓦片略有拱形，其大小规格与传统民宅上覆盖屋面的红瓦片十分接近，铺地砖则与传统民居中用于厅堂间铺地的大方砖完全一致，如泉港区南浦咸淳十年宋墓、鲤城区江南高科技园元．至正十二年墓。 显而易见，宋元时期大量烧制的纯正红砖瓦已出现并广泛用于建筑上。 红色象征喜庆、富贵，帝王宫殿建筑如宫墙、檐墙、屋顶一律用朱色。泉州民居以红砖文化为其显著特征，究其成因，当与南宋时期中州士民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迁入，特别是宋．南外宗入住泉州有关。时至今日，橘红色贴面砖和层面瓦乃是泉州所特有的，使建筑呈现了统一的暖色调。“色感异常强烈，形成最具特色的红砖文化区。”（泉州民居：海风出版社，一九九六．一） 泉州地区的这种红砖在烧制时，由于堆栈形成特有的印记，而印记在建筑时因刻意整齐堆栈，形成别具一格的建筑装饰。 南外宗与“皇宫起” 泉州“皇宫起”民居的延起，有三种说法： （一）五代．黄厥说 五代．闽国时，惠安县锦田里（今张阪镇后边村）工部侍郎黄讷裕之侄女黄厥，被闽王．王审知选立为王妃，即后来的闽王．王延钧之母。 故老相传，有一年春雨连绵，经月不息，黄皇后透过窗外，面对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想到家乡父老所居住的土墙茅屋，每遇风雨交加经常茅飞屋塌，不禁忧心忡忡，黯然泪下。闽王惊问其故。黄皇后遂将详情禀告，闽王安慰道：“爱妃免虑，寡人赐汝母房屋皇宫起（“起厝”，泉语“建屋”）。”皇后立即跪谢圣恩，令太监迅速传旨：“陛下赐吾府房屋皇宫起。”她故意将“吾母”说成“吾府”，以荫庇整个泉州府。于是泉州府内达官富商一时大兴土木，建造起富丽堂皇的皇宫式房屋。贫穷之家也一改以往的茅草屋顶或单砌瓦片，而盖成皇宫式的瓦筒屋顶。 此说为民间传说，脱离了民居发展形成所需的长期基础，不大可信。 （二）明．朱元璋说 这种说法称，闽南地区“皇宫起”民居，是明太祖·朱元璋赐建。此说就形成时间而言与考古数据不符。 （三）南宋．南外宗说 比较而言，“皇宫起”源于南外宗较为可信。 两宋之交，北方战火不断，南方相对平安。宋南渡后，宋．宗室贵族和地方官僚士大夫以及不甘受异族压迫的中原士民大批南移，流入泉州亦复不少，加上蕃衍，为数至为可观。以南宋．皇族宗子人数为例，“建炎置可之初，宗子仅三百四十九人，其后日益蕃衍，至庆元中则在院一千三百余人，外居者四百四十余人，至于今日（嘉定年间），则在院者一千四百二十七人，外居者八百八十七人”。 众多赵氏宗子在泉居住，由于其身份显赫，其住宅必然是规格较高的宫殿式建筑，这大大刺激这时期泉州民居的发展。 虽然宋末战乱，蒲寿庚“尽杀宋宗子及士大夫三千余人”，其府第、居里或湮灭或为他人侵占，但由于南外宗在泉人数多、时间长，其对泉州的影响之大、之深都是跨时代的。 蕃坊 宋元时期，泉州民居建筑的发展，得益于海外交通的空前繁荣。作为“涨潮声中万国商”的世界性大港，泉州吸引了亚洲、非洲乃至欧洲许多国家人前来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许多人并定居泉州，南宋时已出现外商按不同民族集中居住的“蕃人巷”（即“蕃坊”）。 这些人还带来了伊斯兰教、印度教、景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建筑文化。据史载：到元时，泉州已有六、七座伊斯兰教寺院、三座天主教、多座景教和印度教寺院。
元末至明中期 泉州民居文化继续发展。 周边地区传统民居形式的传播发展 经历元末战乱及明政府的海禁，泉州对外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许多人为避兵灾，不断迁往周边地区如永春、惠安、南安等沿海，泉州传统民居形式在这些地区得以传播发展。金门岛内大多数聚落建筑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私商营造巨宅华屋 明．永乐、宣德后，随着官营海外贸易的衰落，私商海外贸易出现空前繁盛，获利颇丰的私商经济为这一时期民居发展提供了重要经济支持。当时泉州除后渚港以外的其它大小港湾，都因私商活动重新兴起，其中安海港因距郡城偏远为最盛。 《晋江县志》载：“自逐本风旺而敦本意衰，富商大贾，虽近豪侈。”因经商或其它途径致富后即营造巨宅华屋的例子，不乏枚举。 古大厝形制趋成熟 二○○四年在石狮石湖港附近发现一处明．嘉靖八年蚶江郭氏祖墓，与宋、元古墓相似，该墓室由红砖瓦砌筑。不同之处在于该墓中间为三个并列的主墓室，其间有小门相通，主室两侧还有两个拱券项墓室。另外，该墓室顶部有雕成两头尖龙吻状的墓碑，墓前为宽敞的拜庭。该墓室的布局，已和传统民居三间张加双护厝布局完全一致，龙形墓碑形似双翘燕尾脊，拜庭即为厝埕。 该墓的发现，说明早在明中期以前，泉州古大厝的形制已完全成熟，其分布区域已扩展到泉州周边沿海地区。
明中期至清初 这一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尖锐，相继出现几次大震荡。同时，自然灾害也很突出，因此，泉州古民居的发展进入衰落时期。 海盗、倭患、地震、迁界使民居发展衰落 首先，明．嘉靖、万历年间，泉州沿海海盗猖獗一时，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难以计数，许多繁华的城镇、村落沦为废墟，纵使内地也难幸免。如明．嘉靖三十九年七月，海寇攻入安溪县城，窃据四十余日，把县署、民房烧毁殆尽。 其次，明末闽南地区发生大地震。仅嘉靖至万历期间史志记载的地震就有十四次，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万历三十二年（一六○四年）和万历三十五年（一六○七年）那两次，“山石海水皆动，地裂数处，郡城尤甚”。 再次，清初频繁的战乱、“迁界”，也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摧残，大批泉州人或随郑成功东渡台湾，或辗转流寓东南亚，一部分人逃入郡城或内地山区，其余则依靠家族组织以图自保。 出砖入石 这一时期泉州民居发展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建筑风格趋于自然、朴素为主。 由于社会财力的匮乏，民居建筑材料最大限度地利用乡土建筑材料和建筑废弃物。这一时期民居用生土、三合土夯筑墙体的作法十分流行，其既坚固又经济。“出砖入石”、“城市瓦砾土”墙体也是这时期的发明创造。 “出砖入石”是闽南红砖区建筑中一种十分独特的砌墙方式。战乱或地震过后，当地人民就地取材，利用坍塌破碎、形状各异的的红砖、石材、瓦、砾等，交垒迭砌墙体，因其外观而得名。 后来，“出砖入石”被广泛应用，沿袭成风。用这种方法砌成的墙不仅坚固防盗、冬暖夏凉，而且古朴美观，成为我国民居建筑艺术的一大杰作。 防御性民居的普遍兴起 这一时期泉州民居发展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更侧重于防御性。 明清之际，倭冠猖獗，土匪横行，人们为保护家族生命、财产安全，在没有郡府、县城的城垣、护城河等可以凭借的保护设施下，依据地形地势，合全族之力营造微型城池，抵御外部的侵袭，便是必然选择。 泉州各地普遍兴起家族聚居的大型防御性民居建筑土堡、土楼。官式民居则多出现通过密集排列分布的建筑群，发挥集体防御功能。单座建筑则多出现瞭望敌情的埕头楼、护厝楼、榉头楼以及最后一落出现楼房的局部高层建筑。
清．雍正以后到民国时期 泉州民居建筑的繁荣时期。 民居建筑重新焕发生机 这时期山海渐靖，相对的政治安宁带来社会经济的逐渐复苏，历经长久艰辛的补偿力量爆发出来，泉州民居建筑重新焕发生机。 这时期的民居建筑数量多。现在能看到的稍精美的民居实例，大多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且规模更大，做工更加精细，装饰更加华美。如南安官桥蔡浅古民居以及杨阿苗故居。 “中西合璧”的建筑式样 这时期泉州民居建筑的繁荣也与海外华人、华侨的经济支持密不可分。 明、清时期大批闽南人到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亚等地谋生，泉州成为东南亚各国华人华侨最重要的祖籍地。这些华侨到了国外，见到许多国外的民居建筑特别是“欧式”建筑后，深感到中国传统民居有优点也有缺点，便洋为中用，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建筑文化的有益成分，逐渐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建筑式样。 咸丰以后，随着门户开放，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及侨居东南亚的泉州乡亲在创业成功之后选择回到大陆，他们把奋斗的成就表现在修建华丽大厝上，同时也将带有南洋和西方建筑风格的民居建筑传入泉州，为泉州的民居文化增添新内容。 建筑风格更趋于多元化，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如民国二、三十年代侨商集资兴建的西式街屋中山路骑楼建筑、晋江东石镇园林式建筑古渠山庄，以及聚宝街两旁的各式洋楼。 泉州古民居现存形制 泉州传统古民居多分布在地势平坦的平原、台地和丘陵地带，这里交通便利，便于商贾渔业经济活动；或较为封闭的山间谷地，沿溪流两岸依山而建，多以农耕为主。 平原地带人口稠密，聚落民居多毗邻而居，也有住房依地势由高往低纵横排列整齐，形成棋盘式布局的建筑群。 山区则两个聚落间为一定距离的山林相隔，民居密集成群或星罗棋布，流淌着一种随地而安的情趣。其民居大小不一，一旦人口增多，则分支到邻近地区又筑居室，如此便形成一个个血缘聚落。这些聚落历时已久，有些连绵十几村、几十村，方圆几十里皆为同一祖先、同一姓氏，或以一姓为主，形成闽南显著的村落人文特征。 由于区域内溪流纵横，丘陵密布，历史上交通阻塞，造成泉州各地自然经济和历史人文的诸多差异，也形成泉州民居文化的地域差异和形式多样的特点。 沿海的泉州、晋江、惠安、石狮等地，处于晋江中、下游平原地带，历史上为泉州府下辖的晋江、惠安、南安三县范围，经济活动联系密切，历来合称“三邑”。其民居多为红砖民居，其建筑形式有古香古色的官式大厝，带有南洋、西方建筑风格的华侨民居，以及朴素简约的石构民居。 永春、德化、安溪位于晋江上游地区，接近内陆，境内多山，地理上自成一方。其民居既然也有一定数量的官式民居，但灰砖民居为其显著特征，其中以粗犷雄伟土堡、土楼和山林气息木楼、高脚厝为常见传统民居形式。 根据不同类型民居的数量、分布范围和形制特点，叙述如下： 官式大厝 又名“皇宫起”，即按皇宫式样建造的大厝，形似殿宇，富丽堂皇，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是泉州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它的主要特征是，前埕后厝，坐北朝南，三或五开间加双护厝，红砖白石墙体，硬山式屋顶和双翘燕尾脊。在这种建筑中，木雕、彩绘、石刻、透雕、泥塑、剪贴等民间手工艺精品随处可见。 “光厅暗屋”为泉州传统民居的布局特点。中间厅堂宽敞明亮，为奉祀祖先、神明及会客的场所。厅堂后壁多用可开启折合的大扇木门隔成，平时闭合与后轩分开。后轩可布置成小书斋，遇有贵客要事，也可延入后轩密谈。有事时，可把大扇木门打开，把厅堂与后轩合并为一，增大活动空间。厅堂两侧为东西大房，是主要居室。大房房门悬布帘，以屋顶小窗取光，室内较暗。大房前有檩步，是梳洗的地方。大房后有后房，是婢妾居室或存放随身用物、箱笼的储藏间。 这种“一明两暗”的三开间结构，是泉州民居建筑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五开间即三开间左右再扩展一间而成。泉州传统古民居就是“一明两暗”布局基础上，由数个单体建筑及外部空间组合衍化而成的合院建筑。 根据开间大小，民间普遍称呼这种合院建筑为三间张和五间张，其按进深大小可分为“一进”、“二进”、“三进”、“四进”、“五进”五种。其中二进的大厝为小三开间或小五开间，三进或三进以上的称大三间张或大五间张。而“一进”民间俗称“一落”，如“三进”为“三落”。在建筑单体名称上，以三落为例，通常第一进称“下落”（前落），第二进称“顶落”（上落），第三进称“后落”。 正屋前面两侧有二厢房，俗称“榉头”。“榉头”朝天井一面常敞开，使大房既能通风，又避免阳光逼射，有遮阴纳凉作用，也是客人、随从休憩之所。 前落与后落以两“榉头”相连，两落往来甚为方便。 首落前即屋身正前，留设的户外广场称“埕”。埕中或仅排列小盆花，留出较大场地，作为来客停放车辆、轿马的地方；或布置为庭园，栽花植树，假山小池。 每落厅前都有“深井”（天井），保证厅堂轩敞明亮、通风采光。 厢房之外，两侧或一侧增建的纵向长屋为“护厝”。如属单护厝，另一侧也常留有通巷，既作为前后各落出入的另一通道，使各落自成单元，又可使正屋免受邻居活动的影响。护厝又可增加一些辅助用房，或作厨房、杂物工具放置场所，或作客舍，或为僮仆居室，或作书斋别筑。 具体分类及形制特点如下： 一落大厝： 为泉州小型民居的最常见样式，广泛分布在广大的乡村。其结构特征为只有上落、榉头、天井，平面成三合院布局。主要有一落双榉头至、一落四榉头至、一落四榉头加（单）双护厝三种样式。 一落大厝的中间为大厅，供奉祖先神位，俗称“公妈厅”，是婚丧喜庆活动场所。 另外还有最简易的“一条龙”式民居，即只有三开间或五开间的前落建筑，多出现在比较贫穷落后的山区。 两落大厝： 为泉州传统民居中数量较多的一类建筑形式。其由下落、榉头、天井、顶落四部分构成，为典型的四合院布局。主要有两落三间张厝、两落三间张加（单）双护厝以及两落五间张厝、两落五间张（单）双护厝四种，后两种规模较大。 “公妈厅”安排在第二落大厅，一落大厅作为接待宾客的场所。 民居前埕多立有旗杆座，有些住宅内还设置有习文练武的文、武馆，多为官宦或富荫之家的宅第。如泉港前黄土楼的侍卫府、晋江施琅故宅。 三、四、五落大厝： 为泉州民居中的大型民居建筑，多分布在地势开阔的平原地带。主要有大三间张、大五开张、大三间张加单（双）护厝、大五间张加单（双）护厝。 如为三落大厝，其一落大厅作为接待宾客的场所，二落大厅为“公妈厅”，三落大厅常作为私家供佛之处。 这些民居建筑规模宏大，占地多在一千平方米以上，民居内多建演武厅、书斋等附属建筑和置花园、假山、池榭等，皆为有雄厚背景和财力的地方豪族、富商大贾建造的住宅。如三进五开间双护厝的洛江区北峰塔后陈春呱宅，四进五开间的泉港山腰望海楼，五进五间张带双护厝的南安石井郑运锦宅。 建筑技术： 一、瓦木结构 正屋采用柱梁木构架，建筑刚度好。主要柱梁用材粗壮，材质等级高。清代泉南一带流行穿斗式木结构，斗拱、枋柱的榫卯加工细致，节点搭交严密，构件横平竖直，大木工操作规范很严格，保证整座木框架有足够的建筑刚度。柱顶承梁楣通等榫接地方，为防止柱体劈裂，还用粗藤或牛皮捆绑，用大古钉钉牢。柱脚放在柱珠上，石柱珠再置于方块础石上，保存了宋代木构建筑技术传统，避免木质柱子与地面接触，易受潮腐烂的弊端；而且可减轻地震破坏。 屋面坡度相当平缓，正脊做成曲线，不但避免造型上的僵直缺陷，而且两端燕尾翘起（燕尾脊），减弱屋面承受的风力。桷上先覆以“两”（平面瓦），上以曲面瓦砌成槽，两槽联结处再用瓦筒填灰泥合缝。这种“瓦筒厝盖”在沿海通行，因为比较厚重，比之“砌瓦厝盖”较不易被风吹翻。 另外还有“双坡曲”，即屋脊两边的瓦面并非如其它地方的直线坡度，而是略下弯呈弧度下降。从外观上看，其独特的“曲线美”能给人美感，但科学上也有其道理。这种“双坡曲”，使得雨水在屋面流下时，先蓄势下滑，后在屋檐口完成“冲刺”，出得更远更彻底。 二、台基坚牢 泉州官式大厝很重视台基，即使是“老厝地”，也常再“掘地三尺”，平整后铺以角石，填上碎砖瓦而后夯实，上覆细沙，既使地基牢固扎实，又可防潮。 台基四周辅以长条石，置柱处则用方块础石。 南厅前、北轩后、天井沿的长条石，俗称“石砛”，是用整条长石，长度几与厅面宽相等，有的长达六～八米，宽达六十～七十厘米，厚达二十～三十厘米，在观感和实际上都是台基显得厚实坚固。 三、装饰考究 门面装璜，常以白色花岗石雕刻槛框，配以黑漆大门。墙裙和柜台脚，浮雕各种花纹图案，以高质量胭脂砖砌成墙堵。外墙下半部亦以细琢石板密缝垒砌，上迭砖墙或土筑土墙，内外白灰粉壁。 厅堂前安装大石阶，天井及大门外平铺石埕，雕琢及安装成为明代以来建筑业中的传统工艺——“平直线”。 堂屋大厅门面以木构为主，朱漆厅门，两侧各有合扇边门，上半部为木雕窗花，图案设计和做工都很精美。 正屋两侧壁堵，筑以土墙，含贴木柱，下亦以石条迭贴为基，可与木柱共同承载屋楹压力，并增强全屋结构的整体性。 厅房之间的隔堵，则在柱与通之方框间，编插营稿，涂上泥浆，外以白灰粉壁。这种“营茎壁”虽不承力，但占空间小，隔音、隔热性能好。 四、重视排水 各落之间，堂屋、护厝之间，都配有深约三十～五十厘米的天井，作为承集雨水的地方。天井东西两侧和南面，都有暗沟与向外大涵沟相连，而大涵沟又汇入与街道相联的“大濠沟”。沟、涵通径的大小，适可及时将雨水排出。 街屋民居 这种民居为传统居民形式的变体，始于五代，其平面布局没有前埕和护厝建筑。史载，五代时，为了发展海外贸易，留从效教民间“开通衢，构云屋”，房屋用木头或竹子建成，房屋与房屋紧密排在一起，街道变得很狭窄，形成纵横交错的商业街市。现多见于临街的繁华商业区以及交通便利的地段。 主要有手巾寮和“一条龙”两种形式。 手巾寮 为纵向延伸带状分布单开间，面宽约四～七米，进深视用地面积而定。其门厅为店铺，后为住宅，内设置有天井、厅堂、厨房、卧室等部分。为了增加使用面积，常建起楼或作夹层。屋顶多采取平波结构，平屋临街，坡屋顶退后。泉州保留传统风貌的老街区如西街、四堡街等沿街民居住宅，多为这种样式。 “一条龙”式 为横向延伸的民居样式，进深多为一落，开间五到十几间不等，多分布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商埠，前面街后临溪的狭长地带。与山区“一条龙”民居的区别，在于前者每个隔间有独立的进出通道，开间多大于五开间。多作上、下两层布局，上层为住宅，向街一侧置扶手围栏，下层临街呈挑檐街廊结构或外侧作柱廊通道，店面内缩。 目前这种街屋形式已较少见到，在一些旧街区仍有保留，如泉州市区旧馆驿八十至八十二号、聚宝街二十八至三十号。此外，在南安南坑蓝溪村的公路边，曾见到一处保存十几开间两层结构的一条龙式街屋，甚为难得。 华侨民居 在泉州各种传统建筑中，“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在近现代尤为多见，主要分布在泉州、晋江、石狮、南安、永春、金门等侨乡，相当部分都是当年的华侨回国建造。这些民居建筑有零散分布，亦有密集成群的，是了解各个时期泉籍华侨活动、商贸往来、历史文化的难得的素材，更是研究泉州近现代建筑历史的活史料。 从形制上看可分为三类： 其一，泉州传统民居样式。其与泉州官式大厝十分相似，只是建筑物上有大量的有色玻璃、马赛克磁砖、钢筋、水泥等海外泊来品作建筑和装饰材料。如泉州亭店的杨阿苗故居。 其二，传统民居与番仔楼的组合形式。一般多前厝后楼，屋前房后都有西式园艺花圃。如泉港山腰的阿罗嫂古大厝、前黄“合隆”古大厝等。 其三，为“西式”的番仔楼。主要包括出龟型、蹋寿型、五脚气型、大九架型四种。其中，清末建筑的番仔楼多为红砖民居，民国以后则各式水泥质的洋楼大量出现，多分布在昔日的老商业街区。如泉州中山路的骑楼建筑、南门万寿路聚宝街两旁的各式洋楼。 石构民居 为泉州沿海地区的一类民居形式，在惠安、晋江、南安的丘陵地带广泛分布。 石构民居的突出特点是不仅墙体、门窗用石材，屋顶、梁柱、楼梯等几乎所有的建筑构件都用石材制作，木、瓦、土等其它建筑材料相对较少。且大多建筑石材皆粗加工，加之缺少装饰，整个民居有一种粗犷纯朴的天然美。 与官式民居相比，这种民居面积较小，平面布局也较为随意简单。由于经久耐用、抗风耐蚀等优点，曾为沿海地区普通人家所常采用的民居。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地方大量的石构民居已废弃不用或逐渐淘汰，有些已有很大变化，但它却是研究泉州石建筑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也成为生活在现代大都市的人们寻幽探古，追寻历史发展足迹的好去处。 木楼、高脚厝 是分布在德化、安溪、永春等内地山区的民居形式。这种建筑多为木瓦结构，悬山顶，青瓦翘脊。 与沿海民居相比，这种民居面阔很大，挑檐较深，较多保存了宋元时期建筑的原始风貌。由于山区木材丰富，因此民居中木材得到充分的使用。除主要木构架外，多木板为墙体，墙上再施白灰层，此外并没有华丽装饰，在碧水青山间，灰白相间，渗透着一种特有的山林气息。 与沿海的官式大厝不同，这些建筑带护厝相对较少，且护厝与主厝互不相进，是研究泉州民居发展的珍贵实例，如安溪由义王氏宗祠等。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现代所建的传统民居除出檐大、面阔的特点仍保留外，与沿海地区民居十分接近，亦多采用红砖白石墙体及华丽的装饰手法。 木楼 悬山顶，二层木瓦结构，下层四壁多以石板材护封，上层住人。其平面为三合院布局，其中厅堂前镶屏、两榉为书院，如德化美湖的风阳堂。 高脚厝 亦为悬山顶，青瓦翘脊，平面多为二进合院布局，顶落依山势高起，后落前起半楼式或砌高砛壁，如德化大铭的颖川堂。 土堡、土楼 泉州土楼基本上兴建于清代，为家族聚居的大型防御性和封闭性的民居建筑，尤其是防御性最强。多土木结构、悬山顶。 泉州土楼在泉州数量不多，主要分布在德化、永春、安溪等内地县份，沿海县份个别地方也有。目前已知较大的大约有十八座，其中南安最多为十座，其次是安溪四座，泉州二座，永春、惠安各一座。 不少土楼都有瞭望台、射击孔，墙壁和大门都很厚实，不但要封铁皮，还要在门上方安置水槽，以防火攻。这使人联想到土楼民居形成时期的战乱频繁、土匪出没的历史背景。而在土楼的内部结构方面，则又使人感受到一种囿于封闭圈里的相对开放性，至少在各家日常生活中的隐秘性方面，就不如村落聚居模式的一家一户小住宅。土楼居民的集体意识比较强烈，风雨同舟，同甘苦，共患难，一旦发生战事，一座土楼就是一个战斗的集体。 泉州较早的土楼，如建于明·嘉靖年间的盘宗楼，圆形高约十几米，土木结构，悬山顶，有内外两层，外楼置许多洞孔用于观察敌情和射击，围绕外楼有两丈宽的防护沟；其余的如德化的盖德土楼、永春的山美土楼，而著名的惠安前黄土楼则为最靠近沿海的一座“石”质土楼。 这些土楼有圆形、方形两种，其内部建筑绝大多数为单元式结构，从形制和分布数量来看，受漳州土楼影响较大，而与闽西的客家土楼差别较大。但泉州土楼也有自己的特点，如高度不大，多为两层结构；土楼外墙厚度较大，多达2～4米。另外，泉州土楼的外墙上筑防卫环廊相通，围墙四角建角楼以增强防卫能力。故有些学者认为泉州土楼严格意义上应称呼为土堡。但不管土堡还是土楼，虽然外面都围着一层厚的墙，其内部建筑多为泉州传统的合院式结构。 蚵壳厝 蚵壳厝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它是临海居民在建筑房屋时，把渔村自然资源加以利用的一种具体体现，其主要材料就是大牡蛎壳。据有关专家鉴定，主要有两种牡蛎壳，即褶牡蛎和僧帽牡蛎壳等。 泉州先民承传“古闽越族”拾蚵壳拌海泥筑屋而居的遗风，把蚵壳充分利用作为建筑材料。泉州的蚵壳厝主要分布于泉港区的南埔、后龙、蜂尾、惠安的崇武、泉州丰泽区的东海（参见本栏目《蟳埔蚵壳厝》）、晋江市的深沪、英林、南安的石井等沿海渔村。泉州的蚵壳厝，目前在丰泽区的东海埔村、法石村一带较集中保留有部分外，其它地方已很难看到了。这类居屋已面临绝迹的境地。 在福建其它地方和广东、台湾、澳门等沿海地区的一些自然渔村，也有部分“蚵壳厝”。二○○二年十月一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宫员亨利博士来泉州沿海考察海丝景点时，曾指出在西欧挪威、荷兰等海边，也曾见过类似的“蚵壳厝”。 在泉州东海蟳埔村、法石村一带保存下来的蚵壳厝，既有明清时期，亦有建国以来建造的。在这些蚵壳厝中，根据贝壳装饰部位的变化，可分为四种形式： 一是石基以上整堵墙均嵌满牡蛎壳。此种形式其年代最早，目前所看到最早的年代是明代，清代较为普遍。 二是在屋檐下、地基以上、处墙体的中间部位。此种装饰形式从清至现代均有。 三是在墙外窗户的两侧，与红砖和条石相映成趣，具有很强的美感。此种形式一般属现代民居建筑。 四是只装饰在屋檐下墙体顶端上。此种形式为现代较大型民居建筑。 从贝饰建筑装饰的主要部位来看，明清时期，利用牡蛎壳做墙饰的面积比较大，一般外侧整墙嵌饰，实用性比较强，到了现代，牡蛎壳一般只装饰在墙体上部到屋檐下的三角形地带及窗户的两侧，装饰性比较强。 不同地区的贝饰民居有许多共同特征，首先是隔音效果好，冬暖夏凉，不积雨水，不怕虫蛀，很适合潮湿气候环境；其次是蚵壳厝的墙体十分坚固，据说它可以抵挡枪炮的攻击。澳门就有采用泥土、稻草、石灰及牡蛎壳等混合材料建成的堡垒。沿海民间流传有“千年砖，万年蚵”的俗语。 蚵壳厝又有独特的地方特色。泉州的蚵壳厝与广东、澳门地区的比较，主要有三个不同特点： 一是称谓不同。广东、澳门把这类民居，称为“蚝壳屋”。 二是建筑方法不同。广东的蚝壳屋，是挑选大牡蛎壳两两并排成列，与三合土混合夯筑而成，然后再用泥沙封住，使墙的厚度达近八十厘米。而泉州蚵壳厝的主要建筑方法，则是取硕大坚硬的牡蛎壳与三合土混合贴附于墙体外侧，作为外墙的一种建筑材料又可以起装饰作用。 三是功用有所不同。广东的蚝壳屋主要是将牡蛎壳作为墙体的建筑材料，较注重其实用性。而泉州的蚵壳厝牡蛎壳往往是与红砖、石材配合施用，除了具实用性外，还有很强的外装饰效果。 蚵壳厝民居的最早起源时代，目前无法考证，据了解，在广东南海大沥已发现南宋时期的蚝墙。而在泉州地区我们尚未找到明代以前保留下来的蚵壳厝，因此泉州明代以前到底有无蚵壳厝还有待于考证。从泉州蚵壳厝的发展来看，早期实用性比较明显，是对渔村自然资源的再利用，到了晚期除了实用性外，更具有装饰效果，形成闽南渔村颇具特色的自然景观。 泉州传统民居的人文内涵 敬天通灵思想 在官式大厝（皇宫起），一般都有双翘燕尾脊。即正脊做成曲线的形状，两端往上翘起，类似上弦月形，而在尾端分叉为二，像燕子的尾巴一样。 我国古代有敬天的思想，而屋脊上的“鸟”有如天使，是一种通天的灵物，能通天敬神，燕尾脊由此而来。 在传统建筑中，燕尾脊约定俗成是代表主人曾经中举，或是用在宫庙上，但在泉州古厝中，只要规模稍大的大厝都可见到。在台湾，燕尾脊也是传统建筑的一大特色。 阴阳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阴阳的调和统一。“阴阳”结合而和谐，才能万物生生有序，反映在民居建筑上，就是强调建筑形式要融于环境中，与周围景观保持和谐统一。 在古人观念中，房屋高大为阳，低小为阴。四周高山紧逼为逢阴，建屋要高大，谓以阳受阴。地势平坦开阔，四面受风为阳，建屋宜低小，谓以阴受阳。故高山地带建筑多为楼阁，乃以阳屋抵阴压之煞，其布局上多为一落，置大阔门，留宽敞前埕，乃以阳受阴，作阳翕阴和之势。平原地带建屋多水平发展，进深较大，其中后落低矮，是以阴屋蔽阳风，中堂高大以主正气，前落矮小为以阴纳阳。 故德化、安溪、永春内地山区多高脚厝、木楼以及土堡、土楼等高大民居建筑。一般民居亦面阔、进深较小为突出特点。其与沿海平原丘陵地带的单层、多进深民居外表形态，差异甚大。这种不同环境下的形制差异，正反映我国古人阴阳二元论的思想理念。 风水思想 在古代，理想的宅基乃安身立命之本，一般都要经过艰辛寻觅，即所谓“卜居”。 风水理论中对理想的居住环境有严格的选择原则，简单说，即北有层层屏障的靠山，左右两侧有侍卫之砂，前方明堂平坦开阔，且有秀水环抱，远处有案砂，再远处有朝拱之山的相对封闭的小环境。山能掩风，水源、平坦土地便于农耕，这是具有农业社会特色的理想环境模式，是我国古人在长期处理居住建筑与周围环境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性总结。 其中有许多科学的成分。例如，我国位于北半球季风性气候区，冬天都刮寒冷的北风，故古人在选择居住环境时多讲究北方有高大的山脉能掩挡寒风，传统民居建筑多“负阴抱阳”，坐北朝南。然而泉州地处东南沿海，冬天常刮东北风，故泉州民居住宅坐向多不是坐北朝南，而是以坐东北向西南为最佳。当然一些特殊情况如避煞、受禁忌等限制，亦可朝东或朝西。 大空间的聚居环境达到上述要求尚属不易，在少山的平原地带和无特殊地貌的城市内，要想使每座民居都做到这一点简直是不可能的。而泉州传统民居形制正是这种风水理念与民居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在这里每一座民居建筑都是一处人工的“风水地”。 以三落五间张双护厝为例，每座传统民居中顶落建筑就是“龙脉”，下落建筑为案山，照墙为朝山，天井就是小明堂，虽然没有秀水环抱，但却有地势低平的天井，由于屋顶的雨水皆汇集并受涵于天井，故天井便有了风水中的“水”的意义，而宽敞的石埕即为大明堂。 风水认为龙脉周围应有屏蔽护卫，否则主龙孤单，最好的护脉形势是“后有托的送的，旁有护的缠的，托多护多缠多龙神大贵”。于此对应，第三落为护送之砂，而四进、五进大厝的项落以后建筑皆为龙脉托送之砂，而厢房为第一重护砂，护厝为第二重护砂。 这样一个人工缔造的“风水地”，是汉、唐以来三合院、四合院模式基础上人们有意识在风水思想影响下，通过不断有意识改造周围环境不足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是宋明以来风水思想对指导民居建筑的实践的产物。 人本思想 泉州传统古民居是以厅堂庭院为中心，左右对称，前后多层次进深的合院组合。其中厅堂庭院以中庭为中心，上下四厅相对，形成一个十字轴空间结构。 这种平面格局是以正方形为基础的九宫格，中央为天井，四正为厅堂，四维为卧房，形成“九宫”对称格局。从历史学、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建筑格式是中原古老建筑形制的遗存。 另外，合院由“门——天井——房”三部分组成，这正是古人观念上“天、地、人”宇宙三才的物化。三者的功能分别为：屋居住人，院纳天地，人通过院落达到与天、地的沟通；门则是大宇宙和小宇宙的接口，通过它使合院成为相对封闭的小环境。 泉州传统民居大厝由相对独立的合院和外侧稍低矮的护厝组成，护厝与院墙之间留有穿长天井，被过水廊分割成四个或六个小天井，其分别与护厝小房厅组合成相对独立的单元居室，形成中央的合院和周围若干小合院连成的一体。 整个大厝对外是一个封闭的大环境，同时大厝内的成员由具有血缘关系的若干个独立的小家庭组成，每个小家庭可不受干扰，生活在自己相对封闭的单元庭院内。这种强调宁静和平气氛的民居建筑，满足了古人生活习惯和心理需要，充分体现人本精神，也是古代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和道学的“小国富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形态写照。 礼制宗法思想 《明会典》载：“公侯造屋，七间九架；一品、二品，五间九架；三品至五品，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三间九架；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官员盖造房屋，并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绘画、灌井。” 体现在泉州古大厝上，由于受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泉州古民居皆硬山顶，开间多为三开间、五开间，反映出很强的礼制观念。 其中五间张大厝多为官宦门第，其屋前埕两侧一般置有旗杆石座，以示荣获功名。如崇武的武功大夫第、泉港土楼侍卫府、洛阳的陈金城故居；而惠安明．按察使刘望海故居，更是由四列五开间大厝组成，俗称“四马拖车”，寓意高车驷马、地位名望尊崇。清代，泉州富商通过纳官从而建五开间大厝的例子很多，如惠安东山许氏古民居、南安石井郑运锦宅等。 至于七开间大厝，实例很少见到，多为官衙变迁而来，如泉港卢琦故居三过七开间。 由于开间大小受限制，明清时期泉州一些家庭兴旺，便只能通过增加进深和护厝来增加居住面积，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有些甚至出现十数座民居组成排列整齐的民居建筑群，如市区黄宗汉故宅由二座三落三间张带双护厝书房、花园组成，市区老范志大厝由三座五进三间张大厝组成，而泉港土坑刘氏古民居群由四座三进古大厝和二十六座二进古大厝组成（现存二十七座，共占地二万六千八百六十平方米）。 这些民居的门厅亦甚为考究，为所谓的凹巢三川门。与明清皇城午门入口十分相似，平时进出只开两侧小门，中间大门只有隆重仪礼或重大节日才开。 泉州官式民居，皆多进深布局安全，与古代殿堂以及土大夫、贵族住宅的“前朝后庭”、“外朝内庭”相吻合。如明、清故宫有“前三殿”、“后三殿”，而泉州古民居亦以三落为民居定式。 在这些民居建筑中，顶落大厝处于中轴在线，其内厅堂是会客、进行重大庆典活动和供奉“祖先神灵牌位”的地方，最为尊贵。其它院落和住房相对地位是以厅堂为中心，依照以左为尊、右为卑、前高后低的伦次排列，家庭成员亦严格按照长幼、亲疏、尊卑来安排住房。一般厅堂院落多居住家庭主要成员，后落多为女眷住房，建作楼阁式，而护厝则多居住辈份较低的家庭成员、佣人或作为储藏间、伙房等。 宋、明以来，由于统治者的推崇，朱子学被视为正学一统天下。泉州作为朱子（朱熹）过化之处，他所设计和倡导的一整套家族制度在泉州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四民各修其本业，吉凶仪式多依朱子家礼（《泉州府志》），”对泉州传统民居发展和定型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民居建筑被赋以“家庭兴旺发达”的象征意义，许多人一旦事业有成，无不维修祖居建筑、宗祠或建造精美的住宅作为光耀门庭的重要手段，并籍此以图保佑家族兴旺，富荫后世。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家族制度的发展，这种规模庞大的古民居建筑群逐渐成为泉州世家大姓聚族而居的生息繁衍之地。 多元文化特征 泉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处于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交汇点上。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都汇集于此，传播、碰撞、融合。而每一次域外文化的传播，都在这里留下历史印痕，从而发展形成今天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多元文化为特征的泉州民居建筑。 晋唐以来，中原古文化与闽越土著文化在这里激烈碰撞，长期融合，而闽越土著文化的建筑并没消亡，反映在民居建筑上主要为张扬夸张的造型和热情奔放的色彩装饰。德化、安溪、永春等地仍有极少量干阑式建筑遗留下来；至于泉州传统民居中张扬高跷的燕尾脊，最初很可能源于闽越人船屋的造型特点。泉州传统民居中普遍采用的穿斗式木构等，就融合了干栏式建筑的结构内涵。 受闽越舟楫文化的影响，众多泉州人纷纷通过海上航行从事海外贸易或移民开拓。唐宋以后，这种文化特色转化为经济上的大繁荣，泉州一跃成为世界性大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大批外国商人定居泉州，他们也带来了伊斯兰教、印度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建筑文化，奠定了泉州民居多元文化的坚实基础，也为泉州民居建筑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些外来文化对泉州的石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伊斯兰文化在民居的装饰、造型、布局上也有深刻的影响。例如，官式大厝中广泛采用的石墙体以及在大门周围重要部位采用辉绿石装饰的建筑手法，与现存的北宋伊斯兰教寺院清净寺的高大规整的石砌墙体以及绿辉石砌筑的穹窟形拱项大门一脉相承；至于外部墙体注重装饰用红砖拼凑出各种华丽图案，则与现在西亚阿拉伯建筑的装饰风格十分类似。 明、清时期特别是咸丰以后，西方文化思想大规模侵入东南亚及我国东南沿海。中外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泉州作为著名侨乡，华侨、华人在将闽南传统民居文化传到东南亚等国的同时，其民居也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后又被自觉不自觉地带回泉州，这就是目前泉州的石狮、晋江、南安等地保存数量众多的带有南洋和西方建筑风格的华侨民居。 这类民居多为多层建筑，既坚固又美观。既保留泉州传统民居建筑特点，如仍以木、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门窗仍然有石刻的郡望堂号、对联以及采用中国传统的木刻、石刻、泥塑等装饰内容；又有西方建筑的形制特点，如增加了钢筋、水泥、有色玻璃、马赛克、釉面砖等外来装饰材料，出现了带有明显欧式风格的哥特式门窗、科林多式廊柱、阳台、拱券顶、百叶窗等建筑形式，以及种类繁多的山花形式、动、植物图案等，形成具有泉州侨乡特点的“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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