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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开元寺 资料来源：泉州历史网 紫云寺、莲花道场、莲花寺、兴教寺、龙兴寺 沿革 黄守恭舍桑园建寺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 “开元寺，一名紫云寺，在肃清门外。 旧为州民黄守恭园地。唐．垂拱二年（六八六年）（《八闽通志》作嗣圣三年），守恭梦僧欲化其地为寺，辞曰：‘待桑树生莲花乃可耳。’不数日，桑树尽生莲花，守恭即舍为寺，建大悲阁及正殿，赐额‘莲花寺’。” 明．崇祯癸末（一六四三年）释元贤《泉州开元寺志》载：“唐．垂拱二年乙酉（六八六年）二月，州民黄守恭昼梦一僧乞其地为寺，恭曰：‘须树产白莲乃可。’僧喜谢，忽失所在。越二日，桑树果产白莲。有司以瑞闻，乞置道场，制曰可，乃赐莲花名。” 据《泉州府志》、唐．黄滔《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以及《泉州市志．黄守恭传》载：“唐．垂拱二年（六八六年），黄守恭感桑莲肇瑞，遂舍宅建寺。有司延匡护大师主持。建殿时，尝有紫云覆地，因名紫云大殿。” 《鲤城区志．卷三十六．人物．黄守恭》亦载：“黄守恭……辟桑园周围七华里……。当时有高僧匡护，俗姓丘，来西洞州（今鲤城区）一带传播佛教，屡次登门求守恭献地建寺，他拨地建尊胜院，供匡护讲经说法。垂拱二年（六八六年）桑园出现桑树开莲花的祥瑞之兆，黄守恭就此舍园建寺，请匡护主持工程。” 黄守恭生活的年代是初唐时期，唐王朝建立者高祖．李渊虔诚信奉道教，尊奉老子李耳为皇室始祖，自称李耳后裔。李唐皇帝极力扶持道教，意在借助神权来巩固刚建立不久唐朝政权。唐太宗明确宣布李耳为李家皇室祖先，把太上老君的名位放在释伽牟尼之上，道士的地位高于僧尼的地位。在道教的一些经典中，也宣扬散财救穷、自食其力的内容。这些思想对年轻的黄守恭不能不产生影响。 同样在初唐的武则天统治时期（六八四～七○四年），出于争夺统治权的需要，她大力扶持佛教，所以在她将近20年的当政时期，成为中国古代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武则天诏令佛教位在道教之上，佛教的新教派——南派“禅宗”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广建庙宇、塑造大佛、铸九鼎……。黄守恭献桑园建寺庙的垂拱二年，正是武则天以武后称制的第三个年头，也是各地建佛教寺庙的高潮时期。 定名开元寺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 “《八闽通志》： 初名白莲瑞应道场，后名莲花寺。 【又名紫云寺，“时有紫云盖地之瑞，因以得名”。（《温陵开元寺志》）】 长寿（六九二～六九四年）中，改名‘兴教’； 神龙（七○五～七○七年）中，改名龙兴。 （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勅天下佛寺皆名开元，遂改今额。” 【据《泉州府志》、唐．黄滔《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以及《泉州市志．黄守恭传》载：“寺建成后，初名莲花道场，自垂拱迄开元四易寺号，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始称开元寺。寺东侧建檀樾祠奉祀黄守恭禄位，为紫云黄氏祖庭。” 《鲤城区志．卷三十六人物．黄守恭》亦载：“寺建成，初名白莲花应瑞道场，后改称莲花寺。开元年间改名开元寺。黄守恭被尊为长者，僧众于寺西翼为之建檀樾祠，世代奉祀。”】 其它建筑 唐．大中八年（八五四年），造六角形宝箧印陀罗尼经幢。 唐．咸通六年（八六五年），寺僧文偁募化造塔，位于寺东侧，原为木塔，凡九级，六年方成，赐名镇国。 唐末，开元寺佛殿、经楼、钟楼一夕飞烬。干宁四年（八九七年）十一月，泉州刺史王审邽重建开元寺，保留以前规制，大佛殿居中，东北隅建钟楼，西北隅建经楼。监察御史黄滔作文《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 勒石以纪其事。 唐．天复元年（九○一年），判军事朱弘宵创地藏院，并置寺田延接僧行昭居之。行昭在大殿之后浚甘露井。 著名住僧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所载，唐代开元寺著名住僧有： “匡护，开元寺世祖，律行良谨。” “令言，居开元寺，苦行，习内典，俗呼化身和尚。”令言属天台宗，大中二年（八四八年）于开元寺西创支院“西罗汉院”。 “知亮，南唐时居开元东律巷。恒袒一膊，行乞于市，祁寒雪霜中亦然。后移居德化戴云山，不火累一月。堆豗独坐，虎驯其侧。有诗曰：‘戴云山顶白云齐，登顶方知世界低。异草奇花人不识，一池分作九条溪。’宋．大中十二年逝。”（所载知亮即智亮，天竺僧人，又称“袒膊和尚”，应为唐．大中间〔八四七～八五九〕，《县志》列于宋代，作“南唐”、“宋．大中十二年”等语，有误。） “文偁，募化造塔于开元寺东，凡工值使匠自取之，多取则迷方不知所如。六年塔成，赐名镇国。干符三年（八七六年）化，年七十九。” “常笈，南安延福寺无等弟子。吴栻赠诗云：‘炎蒸庭柏外，杖履雨花间。’林鄂迎入郡城，以开元旧法华延笈主之。” 另：大中元年至六年（八四七～八五二）间，华严宗僧行标曾驻锡开元寺。 唐《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 唐．干宁四年（八九七年），监察御史黄滔撰《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载，“垂拱二年，郡儒黄守恭宅……舍（宅地）为莲花道场……遂为开元寺焉。尝有紫云覆寺至地，至今凡草不生，其庭大矣哉……垂云薙草，天启地灵之如是，则开元实寺之冠，斯又冠开元焉”。 这里说的是自唐．垂拱以来，泉州开元寺流传的美好神话传说。至今，泉州开元寺的“桑莲古迹”、“紫云殿”、“紫云屏”等，都是承唐．垂拱以来的“垂云薙草”的传说而来的。《碑铭》又云，泉州开元寺和“桑莲、云草”之盛名，“实寺之冠，斯又冠开元焉。”可知早在唐朝，泉州开元寺就是闽中诸寺中最有名的佛刹，而泉州开元寺以“桑莲、云草”为最为著名的胜景。 《泉州开元寺佛殿碑铭》记载了泉州开元寺自唐．垂拱二年（六八六年）以来的沿革，如载唐．垂拱二年建，称莲花道场，唐．永昌元年（六八九年）“升为兴教寺”，再改为龙兴寺，唐．玄宗开元年间改为开元寺。记录了王审知的崇佛，是今日研究泉州开元寺历史、泉州佛教史、泉州古代文化思想史和研究泉州古城史不可缺少的材料。 据《碑铭》云，唐末“我州开元寺佛殿之与经楼、钟楼，一夕飞烬”，其时泉州刺史王审邽“为兹郡之秋也……乃割俸三千缗，鸠工度木，烟岩云谷”之中。第二年，“宝殿涌出，栋隆旧绮，梁修新虹……方珪丛斗，楣承蟠螭，飞云翼拱，文榱刻桷”。重建后的开元寺，竞是“僧朝梵而谷应，升者骨冰，观者目波，而五间两厦昔之制也”。即泉州开元寺重修后，保留了以前的规制。其大殿佛像的排列次序是：“自东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左右真容、次弥勒佛、阿难迦叶、菩萨、卫神”。并说明这种排列次序，是以“法程之有常”为依据的。如今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佛像的排列与唐代大不一样，则为以后历次重修后改变的。 干宁四年（八七六年），泉州开元寺重建，其布局和规制是大佛殿居中，“东北隅则揭钟楼，其钟也新铸，仍伟旧规；西北隅则揭经楼”。其新规制的形势与“又立岳峰，两危蜃云”相配合，“东瞰全城，西吞半郭”，尤为壮观。这不但载明泉州古城址变迁的不可多得的史料。 《碑铭》还记载了唐末福建佛教大盛行，统治者崇拜佛教的情况。干宁四年，王审知为福建观察副使，“泊帅闽也，愈进其诚，缮经三千卷，皆极越藤之精，书工之妙”。王审知特别举行隆重仪式，迎送佛经入重修后的泉州开元寺的揭经楼。其仪式是“驾以白马十乘，送以府僧，迎以郡僧，置兹之楼”。唐末王审知的崇佛，泉州佛教的兴盛，一目了然。 五代 五代．贞明二年（九一六年），闽王．王审知将拟于福州大都督府造塔的材木，浮江转海至泉，于开元寺建无量寿塔，即西塔的前身。 据《泉州府志．版籍志》记，五代．王延钧“遣官弓量田土，定为三等。以膏腴田地尽入寺观，民间及得其硗窄者，先后如王延彬、陈洪进诸家，多舍田入寺……故寺田产米比民业独重焉”。王延彬在泉州开元寺创千佛院，延僧省僜居之。 五代．闽国时，泉州刺史王审邽、王延彬父子笃信佛教，于开元寺西北创支院。王延彬大修功德，大兴土木，为外地来泉之高僧在开元寺建造清吟院、清凉舍、浴室院、泗洲院、法兴院、法华院、罗汉阁、千佛院、金自院。天复元年，又创净外白衣院、上方院。此外，在泉州开元寺还创建兹恩院、天佑院、建法院和报劬律院，延请僧人居之。 当时佛教各宗派十分活跃，如唯识宗僧道昭居罗汉阁治唯识学，律师知琀为支院泗洲律院开山，禅宗青原系义存禅师再传弟子、道溥禅师的弟子清豁居支院上方院。 廿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泉州新华路距开元寺西塔约二十米的围墙外，还曾出土一口小型唐代铜钟，应是开元寺早期遗物。 梁．贞明年间（九一五～九二一年），节度使陈洪进延请僧栖岑演说西方《上生经》。 后唐．天成三年（九二八年），训练使陈敬通铸金身佛像。 后唐．长兴元年（九三年），王延彬嗣子王继崇任泉州刺史，创建清隐院，延禅僧师寂住持。 后晋．天福二年（九三七年），节度使留从效创建六祖东院，延请僧如岳居之。 南唐．保大四年（九四六年），王延政从子王继勋建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经幢。 南唐．保大间（九四三～九五七年），漳州刺史董思安，其妻率子全武，在泉州开元寺建栖隐禅寺，以荐冥福。 此外，在泉州涂关门外法石宝觉山附近乌墨山澳的山坡上，还发现梁．开平三年（九○九年）雕刻的石像，石像高一百七十厘米，立姿，赤脚踏仰莲座。现在仍保存泉州开元寺内。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所载，五代开元寺著名住僧有： “文超，策经为僧，博洽内外，学号宏教大师，擢僧正。唐．天佑（九○四～九○七）中，刺史王延彬以超能诗，构清吟院于开元殿东居之。寿七十九。” “义英，出家开元浴宝院。闽王．审知造金银二藏经，闻英善笔札，征之缮写，厚施以奖劳。英买田三十亩，归粥院。” “知琀，梁．贞明（九一五～九二一年）中为开元寺泗州院开山。预言休咎屡征，王延彬命署左街大德。年八十一卒。” “文展，居开元寺法兴院。秉戒高洁，闭门而坐。日常枵腹，不就王延彬之招。” “宏则，文偁弟子。简素不求赢余，稍食亡有，虽王公予膏腴却不纳。王延彬赠句有‘莫怪我来偏礼足，萧宫无个似吾师’之语。” “省权，年二十二，能讲律，延彬为创院开元寺，优礼之。” “道昭，号惟识大师，居开元寺罗汉阁。南唐．保大八年（九五○年），诏征不赴。” “从允，居开元寺，伪闽通文一年，取笔书伽陀，遂告寂。” “省僜，仙游人，王延彬创千佛院于开元寺居之。十年足不逾闑后，留从效复延主承天寺，宋初赐号真觉禅师。” “挺赞，居开元寺，王延彬为金身院奉之。陈洪进治州，益严其道，而赞高年矣。宋．开宝五年（九七二年）寂。” “栖霞禅师，同安人，居开元寺，以道自高。州牧王继勋将为广居植粮，辞不受。尝有客来止庵中，顾其寒色满屋，解囊金以施，霞置诸床下。七年，客复至，将更施，霞笑曰：‘前惠尚存。’出视，尘封厚矣。客乃叹曰：‘如此道人，谁能垢之？’俛取旧金而去。” “朝悟大师，西域人，来居开元寺，数有异征。既去，寺僧刻木为像奉之，号木头陀，亦号挑灯道者。” 宋 支院百区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历五代至宋，更创支院百区。（《八闽通志》作“二百一十七”。）” 【《开元寺志》作一百一十七】 开元寺范围南临西街通衢，北至大寺后，东至台魁巷，西至孝感巷。原额田分布于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以及仙游、莆田、龙溪、长泰等县。 各支院共存于开元寺，但不相统属，各宗派也共存于开元寺。如熙宁年间（一○七七年），云门宗有评禅师主支院栖隐禅院；元丰年间（一○七八～一○八五年），本州岛资寿院云门宗捷禅师法嗣可遵禅师主尊胜院；建炎年间（一一二七～一一三○年），敦照律师居支院观主院，并按《南山戒坛图经》建甘露戒坛；淳熙年间（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年），净土宗僧了性及其徒守净创支院极乐院。 更筑东西塔、甘露戒坛 北宋．天禧（一○一七～一○二一年）中，东塔改为十三级（木塔）。 北宋．天禧三年（一○一九年），始筑甘露戒坛。 北宋．天对九年（一○三一年），泉州清凉院僧智贤募缘造陀罗尼经幢。 北宋．政和四年（一一一四年），西塔赐名“仁寿”。 南宋．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更筑甘露戒坛，为坛五级。 南宋．绍兴十五年（一一四五年），柳三娘造方形宝箧印经石塔二座，干道元年（一一六五年）王思问修。 南宋．绍兴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年），东西两塔灾。淳熙（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年）间，了性禅师两建之。 南宋．宝庆三年（一二二七年），东西塔复灾，僧守淳易以砖，凡七级。 南宋．绍定元年（一二二八年），僧自证重建西塔，始易以石。嘉熙元年（一二三七年）竣工，先东塔十年而成。 南宋．嘉熙二年（一二二八年），僧本洪重建东塔，亦易以石，仅一级而止。僧法权继之，至第四级。晋江人天竺院讲主作第五级及合尖，至淳佑十年（一二五○年）竣工，历时十二年。 著名住僧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所载，宋代开元寺著名住僧有： “僧宗已，主资圣院，夏讲经听者千人，后又主持承天寺、千佛院、宝林院。” “道岑，齓年为开元药师僧，蕴藉能下人。宋．建隆三年（九六二年），归从效，以威明王庙改上生院居，岑为第一世。陈洪进继治，予岑僧统印，赐号法济大师。” “清豁，居开元上方院，后居贵湖。刺史陈洪进奏赐紫方袍，号性空禅师。” “至聪，居开元寺，说经妙乎空有。” “戒环禅师，居开元寺，空寂自怡，深造道妙。” “法周，住开元寺，号慧大师。咸平（九九八～一○○三年）中，郡守宿翰至寺访之，行殿墀，见其下数茎草，指问曰：‘旧谓紫云盖地，凡草不生，因甚今却有此？’周应声曰：‘地因培客土，凡草有时生。’翰深叹服。天圣元年（一○二三年），趺坐而化。” “本观禅师（北宋．晋江人），熙宁间（一○六八～一○七七年），太守陈枢延主（开元寺）粥院，参政吕吉父复延主（开元寺）法华院。连奏赐锦衣及圆觉师号。后复连主大中、崇福、水陆诸寺。他如尊胜阁像、石笋桥亭，皆观所造云。年六十二卒。” “可遵，胡髭碧眼，状如胡僧。居清源遵岩，得施利则镂金缮桥，构筑殿藏，建三石塔于岩之百丈坪。元丰（一○七八～一○八五年）间，太守王祖道延主开元尊胜。” “有朋禅师，元丰二年（一○七九年），泉守陈枢致朋主教开元寺。宣和六年甲辰（一一二四年）九月，忽笔偈云：‘张公酒，李公醉，归去来兮何所泥。打破虚空笑一场，金刚脚拄帝释鼻。’跏趺坐化。” “继松，出家开元寺天佑院，清修自厉，未尝惰容。夏则取水以饮行道，如是有年，时人名之曰‘施水道者’。” “了性禅师，弟子守净。（南宋）绍兴（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中，开元东西两塔灾，至淳熙（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年）而性两建之。绍熙间（一一九○～一一九四年），净建资圣僧寺塔、嘉泰塔、继新塔、庙、岩、堂、庵、桥凡十有七；其与性之建弥陀殿，创安溪龙津桥、晋江安济桥，盖功力相等云。” “宗达禅师，字无外，有诗名。居开元之普贤院。真德秀延以主崇福寺。” “太初，严律行，兼能诗、古文。住开元尊胜。南剑守陈宓招主报恩寺。后真德秀延之大沩温寺。尝出《孟子夜气章》以授学者，名《牛山经》。作文简严有体，而雌黄蔡端明（蔡襄）《洛阳桥记》多三字者，至今传言云。” “招庆，开元寺僧。僧众问：‘如何是法意？’答曰：‘扰扰匆匆，晨鸡暮钟。’又问：‘如何是和尚家风？’答曰：‘一瓶兼一钵，到处是生涯。’” 元代泉州开元寺的规模很大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 “元．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宣政院功德使司）武灵刘鉴义（言于伯颜平章）奏将支院（一百二十院）合为一大寺，（世祖）赐额开元万寿禅寺。 中为大雄殿，下为拜庭，朝贺讲约，恭祝圣寿，诣此行礼。东西两廊，庭外拜圣亭，山门，大门外紫云屏，殿后戒坛，坛后禅堂，禅堂之左为黄氏檀樾祠。（又建法堂、寝堂。）” 禅风远播，衲子竞集 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延请临济宗杨歧派雪峰可湘禅师之徒妙恩任住持，为开山第一世。 妙恩，俗姓倪，泉州人。持律精苦，胁不沾席者四十余年。遍参名宿，旋入雪峰，谒湘和尚蒙印可，声价日腾起。妙恩慧解圆融，住持开元寺后，不以禅废教，尝注释《弥勒上生经》，以见意焉。武林（杭州）南山罗汉殿灾，妙恩因建罗汉殿于寺东厢，如数像之忄菐焕，一仿武林旧时。明 ．释明河《补续高僧传》有传。 其后四十年中，禅风远播，衲子竞集，寺僧达千人之多，“食常万指”，是泉州开元寺最鼎盛的时期。 元．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年）中，又建禅堂、双桂堂、檀樾祠、伽兰祠和祖师堂。 元．延佑六年（一三一九年），僧契祖继住持大开元万寿禅寺，垂四十年。 契祖，俗姓张，同安人，妙恩法子。善说法要。浑然天成，赐号佛心正悟禅师。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有传，附于妙恩传。 荒废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元．至正丁酉（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年），（甘露戒坛）灾。” 元末天下纷乱，寺亦荒废。 著名住僧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所载，元代开元寺著名住僧有： “如照，从开元袒膊院道符出家，尝典客雪峰，后出主泰山岩。大德八年（一三○四年），还领开元后堂，十年（一三○六年）移前堂。朝命赐号‘佛果宏觉大师’。” “广漩，礼开元寺如照为师。尝咏鼠，有‘寻光来佛后，窃食犯僧残’之句。知寺藏钥，寻迁首众。一日，纵笔大书曰：‘百年大醉，今日方醒。’遂隐几而化。” “伯福，为僧于积善院，后居开元寺为知事。尝甃殿前大庭石井，泉之东西南北市凿井若干口，众人甘之。承天寺作龙藏及屋，皆求福为之，其后承天以堤董水田，福复助之金百。南安之蒙溪，其下可田，福垦筑之，田成，归之常住。” “大圭，廖姓，资性敏慧，博究群书，兼精青乌学，入开元寺为僧。尝赋诗曰：‘不读东鲁书，不知西来意。’自号梦观。为文章简严高古，无山林枯槁气。所著有《梦观集》、《紫云开士传》。” 渐次重建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明．洪武、永乐间渐次重建。” 明．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年），明朝廷有旨，选派曹洞宗名僧正映住持泉州开元寺，谕曰：“着他去做住持。如今做住持难，善则欺侮尔，恶则毁谤尔。但清心洁已长久。钦此。”正映“开堂演法，众志翕然”，“竖法堂，建甘露戒坛”，百废俱修。 明．洪武三十三年（即建文二年，一四○○年），僧正映重构甘露戒坛。 禅风不竟 成化、宏治年间（一四六五～一五五年），开元寺出现“禅风不竟，云散四方，丛林规则，日就陵夷”，住持“主席久虚”。寺产被豪右强占，“由是寺之不能保故域者，十之七八矣”。 明．万历四年（一五七六年），建“紫云屏”照壁。 明朝中后期，倭患日炽，泉州首当其冲。明军云屯泉州，驻军佛寺。后因随军火药匠、兵器匠急需工厂，开元寺、承天寺遂为“硝冶二匠”的工厂，“百灶云屯，烬土山积”。每逢佛诞节日，地方官员来寺顶礼，也只好“侧足伛偻灶下尘土旁，苟且终事”。在防倭的理由下，寺僧和地方官员对此随意进占佛寺的行为无可奈何。 黄文炳等增修 明．万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年），泉州开元寺僧通楫、通全与里人陈实、赵用赞等人，请求云南副使黄文炳（黄守恭裔孙）出面，呈报观察使杨干铭，要求从寺中驱出军匠及其眷属。杨干铭“毅然独断”，下令尽驱逐之。此后五十年，由地方官和寺僧发起多次重修，开元寺得以保存。但比起唐、五代的一百二十支院规模，“仅存十一于千百之间而已”。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万历（一五七三～一六二○年）间守恭裔孙、参政文炳（云南副使）增修，郡守合肥窦公复捐修正殿。” 黄凤翔记略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 “黄凤翔记略： ‘吾郡开元寺，建自垂拱间，厥后次第营拓。区院之庄严，浮屠之俊丽，屹然为城西巨镇，而有司习朝贺仪者诣焉。年所多历，日就颓毁，故檀樾裔孙、宪副同安黄君，斥财鸠众稍修葺之。而紫云正殿工钜费繁，郡侯合肥窦公捐俸为倡，凡八阅月而工告竣。 窦侯将以入觐行，诸耆老方相率祈佛，冀谐所愿。谓兹盛举也，宜有纪，而属笔于余。 余谓如来示法以无为宗，其视吾儒名教，犹之苍与素，燕与越。然顾夫旛幢之供设，梵呗之赞颂，所为朝夕勤祷，展敬于空王者，厥礼一何重哉！数百年祗垣精舍，高皇帝纶音在焉。而诸司遥祝之仪，俯偻于剥栋颓楹之下，彼奉空王者计划无复之耳。而析珪担爵，北面称臣子奚为者也?此窦侯所为目击而心惧也。 余纪其事，而系以诗曰： 银函遥度，须弥嵂崒。国号毘尼，天日兜率。 弄土为城，编茅覆佛。积缕万千，贸花贡馝。 发彼宏愿，更无长物。瑶坛之祝，天子万年。 冠裳萃正，岁时有虔。尊圣弗饬，礼教虚悬。 戒律具严，贪为悭缘。吾儒之教，亦复如然。 懿哉郡侯，凭熊分虎。香风慈云，慧日化雨。 性根菩提，泽庇宁宇。称陛肃趋，枫宸在覩。 爱霈檀施，成兹义举。净财递委，凡众齐心。 露澄风井，霞向鸡林。层甍迎日，莲座凝阴。 令辰崇典，天鉴如临。济济翼翼，以莫不钦。 海国腾欢，群黎载德。颂公佳绩，胜彼佛力。 兼生其共，垂范罔极。爰勒岘碑，永镇宝域。 恒沙有尽，贞瑉弗泐。’” 天灾人祸 万历三十二年（一六○四年），泉州大地震，东塔顶盖折，邑人詹仰庇修。大雄宝殿亦受毁。 万历《泉州府志》载，嘉靖年间寇乱兵兴，财政匮缺，加紧对寺院搜括，“寺在僧存者，内将四分给僧焚修，六分抽饷”。泉州开元寺原有寺田园二百七十三顷又九十一亩，但因明代寺院衰微，为维持寺院计，寺田被变卖，有时官府征用，有时豪右大户强占，寺田在量减少。明政府财政无所出，嘉靖年间下令对寺田征税六（政府）四（寺院）分。万历年间竞规定八（政府）二（寺院）分。因克剥过分，僧人纷纷诉讼，政府则认为“奸僧寻端起衅”，“捕系置对，蔓引株连”。至明末，泉州开元寺田仅剩二十六顷又八十六亩，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 明．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曹洞宗中兴名僧元贤来寺开法，四众云集。 郑芝龙重修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崇祯间南安郑芝龙重修。” 明．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大参曾樱、总兵郑芝龙重建开元寺大雄宝殿，殿柱悉易以石，立柱九十四根。开元寺开始复苏。 寺僧广轮，董建开元寺大殿廊庑露台，并三至江南，拜请藏经数万本贮之。戒坛寺有藏经由此始。 崇祯（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末，殿堂存者十之三，支院二十余云。 著名住僧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所载，明代开元寺著名住僧有： “正映，幼入三峰寺为僧。洪武（一三六八～一六九八年）中，选泉州开元寺住持。到寺，监法堂，建甘露戒坛，不二年，百废俱修。” “本源，幼不茹腥荤。尝游漳浦，坐道旁大石上，后石辄放光。漳人异之，为立灵岭岩以居。还主开元。永乐（一四○三～一四二四年）间，敕征入京，奏对称旨，屡受奖赍。” “正派，住东塔院，有诗名。司寇詹仰庇以言事谪归，绪屋北山巢云岩，延派居之。每有题咏，脍炙人口。尝题东塔殿柱云：‘最上一层，也要诸人共造；现前五级，还从平地增修。’临终示偈曰：‘勿毁勿赞，本无涯畔。云渡长空，月浮碧汉。’寿七十九。” “广轮，为僧开元寺羼提庵，尝董建开元大殿廊庑露台。三至江南，拜请藏经数万本贮之。戒坛寺有藏经由此始也。闭关三年。寿五十九卒。” 清初修缮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 【康熙初，僧维深创建开元寺东侧准提禅林，尊奉准提观音，宏传天台宗。僧为霖重修甘露戒坛。】 “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年），提帅王敏斋修东畔香积寺口廊，詹允捷为记碑在廊首。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禅堂毁，后建。” 嘉庆玉德修及《记》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 “嘉庆十年乙丑（一八○五年），总督玉德祷雨有应，重修前、后殿及拜亭。 玉德自为记： ‘自古都会郡邑多有建大刹而奉香火者，原所以护国而庇民也。 泉郡开元寺，创自唐．垂拱二年（六八六年）。其地原系黄氏宅基，因桑树生莲应梦，遵施基以建寺，名为莲花寺。庙貌巍峨，双塔耸峙。后毁于兵火者凡几，历代屡有禅僧信士踵而葺之。至前明万历年间，倾废过甚，经黄氏之孙文炳重为修建，以至于今。 乙丑（嘉庆十年，一八○五年）春，余因督缉洋匪，暂驻郡城。时雨泽愆期，农民望之甚殷。余虔祷于开元寺，是夜即大沛甘霖，连宵达旦，合郡士民莫不欢悦。是年转歉为丰，咸歌大有，皆神灵之感应也。 余见殿宇朽损，垣多坍塌，心甚戚焉。遂捐清俸而为之倡，郡守令亦皆共矢虔诚，集腋成裘，源源施助。于四月开工，八月告成。所有大殿，后殿，及拜亭、廊房，同行修整，焕然一新。 特将重修之年份，勒石以记之。’” 嘉庆盛本修及杨滨海《记》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 “嘉庆二十年乙亥（一八一五年），守盛本倡修前进及香积口廊。 杨滨海记： ‘紫云寺昉自唐（垂拱）二年，四易名而开元，今不改，垂有千年，递毁递修不胜书。 癸酉（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年）夏，拜坛西金刚寮圮，佛像亦剥落殆半，寺僧及旁舍居人，购瓦椽覆之。 越明年甲戌（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郡宪盛公倡修，嗣是官绅洎诸善信倾囊乐助，乃以十月望兴工，迄小除夕告竣。縻白金五百余钑，监工掌账者释氏达衷也，董役者秦君维藩也，而劝宏愿力间亦与事者萧敦堂、杨雨庵也。 既成，因承僧请而识其略焉。’” 著名住僧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所载，清代开元寺著名住僧有： “机锐，开元寺出家。鼓山道霈和尚登戒坛，出拂子付嘱。旋开山崇福。既而琼人延主圆通院。越岁归崇福，建万佛道场。满期，沐浴结伽，登座留偈，掷笔而逝。” “太积，落发紫云寺。会鼓山道霈和尚来寺说法，即从禀戒。霈归，随往参叩。数载归，建一叶庵以居，二十余年逝。” “德萃，为僧开元寺。康熙壬申（康熙卅一年，一六九二年），鼓山道霈和尚来寺开堂结制，众推德萃入堂。逾年，从霈登鼓山，住八载。庚戌（雍正八年，一七三○年），至赣州崆峒山。癸丑（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春，至云间青龙寺。丁巳（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游浙江诸丛林。戊午（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回闽，后仍归开元寺，主戒坛。” “宗标，年十七入开元寺为僧。往福清黄檗寺，受戒于广超禅师，归隐本寺之清居寮。康熙戊子（康熙四十七年，一七○八年），再往福清继檗山。祖席期满。告归，年八十三入寂。” “明光，为僧开元寺涌幢庵，勤于参究，为诗清灵幽静，迷离俗尘。尤工草书，求者无虚日。时有同寺僧如寿，精于楷书，与光齐名，时人称曰：‘明光草，如寿真。’” “海印，开元寺为僧，受戒于鼓山道霈和尚。雪峰照拙和尚病笃，趣到山，俾主法席。改六和楼为库堡，募修大楼，下层筑堂基，改山楼，易门径，盖方丈，塑佛像，百凡更新。修葺性天寺，改造虎头岩。年八十一坐化。” 现规模 现存原规模的十分之一、二，面积尚有百余亩（七．八万平方米），南北长二百六十米，东西宽三百米。寺宇宽敞宏大。 中轴线自南至北建筑群依次为： 照墙“紫云屏”。 山门，即天王殿。 拜亭和拜庭。 大雄宝殿，又名百柱殿。 甘露戒坛。 藏经阁。 寺两厢有长廊。东侧有檀樾祠、准提寺（俗称小开元）、东璧寺，西侧有功德堂、尊胜院（又称阿弥陀殿，现改建为弘一法师纪念馆）、水陆寺。西长廊外侧有“桑莲古迹”。两廊外草坪上有东西双塔凌空对峙。 自紫云屏照墙，经天王殿山门，至百柱结构之大雄宝殿，上登甘露戒坛，抵藏经阁，形成一完整的古建筑体系。其飞天乐伎斗拱、毗庐莲座木雕、释迦护法泥塑、镇国仁寿双塔、须弥座身石刻，都是我国古代建筑之科学艺术精华。 明．蒋德璟《双塔记略》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收录明．蒋德璟《双塔记略》。文曰： “净师从紫云寺住持清源西洞天，以予喜石，舍洞石见供，佐以乳泉一缶，曰：‘吾往来清源、紫云间甚适也。’ 紫云有东塔殿，吾师派上人旧址，詹司寇题诗。 林禅榻处虽数楹，然以附塔阴凉可蹔憩。遂约黄公季弢，林公为盘，与予茗饮其下。而旴江邓君应瑞者，征君潜谷先生曾孙也，远来访予，侨于寺东偏。因徼共坐，啖蔬菓，甚香洁。晚钟鸣，起踏月绕东塔，礼数巡，出大殿。庭月如昼，复绕西塔数巡而归。 按志： 紫云寺，唐．垂拱（六八五～六八八年）中州民黄守恭故宅地舍为寺。 东镇国塔，咸通中（八六○～八七四年）文偁禅师以木为之，凡九级成之。明年，仓曹徐宗仁以佛舍利镇塔中。北宋．天禧（一○一七～一○二一年）中，改为十三级。南宋．绍兴乙亥（绍兴廿五年，一一五五年）灾，淳熙丙午（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年）僧了性重建。宝庆丁亥（宝庆三年，一二二七年）复灾，僧守淳易以砖，凡七级。嘉熙戊戌（嘉熙二年，一二三八年）僧本洪始易以石，仅一级而止。法权继之，至第四级。天竺讲主（即天锡）作第五级及合尖，凡十年始成。凡大住四十，大小梁各四十，大斗百九十二，小斗四百四十，枅四千，大拱百十有二，小拱八十，皆巨石为之。 西仁寿塔建于五代梁．贞明二年（九一六年），号无量寿塔。北宋．政和甲午（政和四年，一一一四年）十月十日，有青黄光起塔中，高侵云，须臾五色，质明乃灭，因赐名仁寿。南宋．绍兴乙亥（绍兴廿五年，一一五五年）灾，淳熙间（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年）僧了性再造，复灾。僧守淳易以砖。绍定元年（一二二八年），僧自证始易以石盖，嘉熙元年（一二三七年）始竣工，实先东塔十年云。 二塔及蔡忠惠（蔡襄谥忠惠）万安桥（洛阳桥），皆为海内冠。 丁丑（明．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仲夏十九日记。” 东塔（镇国塔） 东塔又名镇国塔，是开元寺东西塔之一，位于寺东侧。 沿革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 “东塔号镇国，唐·咸通六年（八九六年）僧文偁以木为之，高九层，宋．天禧（一○一七～一○二一年）中增十三层。绍兴乙亥（绍兴廿五年，一一五五年）灾，淳熙（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年）中僧了性重建，后又灾，僧守淳改造砖塔，高七层。 《八闽通志》：五代．梁．贞明（九一五～九二○年）中创二木塔，宋．宝庆（一二二六～一二二七年）、嘉熙（一二三七～一二四○年）中俱毁，后易以石。嘉熙二年（一二三八年），僧本洪易砖为石，仅一层止，僧法权继造四层，僧天钖姓尤造第五层，至淳佑十年（一二五○年）凡十三年工乃竣。” “明．洪武甲戌（洪武廿七年，一三九四年）东塔竿偃，丁丑（洪武卅年，一三九七年）僧永安重修。 万历三十二年（一六○四年）地震，东塔顶盖折，邑人詹仰庇为主缘，僧通全、宏詧、真晓募修。 【事毕，詹仰庇题七律《咏开元双塔金标》： “石塔双飞飘渺间，凌虚顶上结金团。 晴光闪烁天中落，紫气飘摇云外寒。 过雁犹惊明月动，腾龙误作宝珠看。 欲擎霄汉惭无力，万古孤高一点丹。”】 国朝清．乾隆辛丑年（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飓风大作，东塔金顶坠地，守张嘉炎重修。” 形制 目前的东塔为南宋．嘉熙所建，五层，花岗石仿砖木平面八角攒尖顶楼阁式结构，是全国石构空心最高宝塔。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 “顶有铁香炉、铜宝盖、镀金铜葫芦，塔八角以铁索钩之。 【塔顶刹尖高托沃金铜葫芦，八条铁链从塔刹上盘系于八个角脊，角脊下共悬挂八个铜铃，微风吹来，叮当作响。】 每层环转空洞，外为八窗，各有龛安石像一。 【塔身平面八角，每一层每一面安排二个左右并列的人物浮雕，而这二个人物之间必有“性类相近、回应对称”的关系。五层共八十幅。浮雕根据每个人物的身份、年龄、外表特征和规定情景，在最大二ｘ一．二米至最小一Ｘ五ｘ○六米的每一块花岗岩石板雕成，表情生动，形神具备，和真人一般大小。】 两壁翼以神像，外绕以檐廊，护以石栏。 【塔座呈须弥形，塔身转角立依柱，柱头出毕拱二跳承撩檐枋，塔檐均呈弯弧状向外舒展，檐角高翘，飘然欲飞，既富闽南特色，又显高雅非凡。塔的每层开四门设四龛，塔身外面均伸出平座勾栏，可供人绕塔凭眺。】 围一十七丈二尺，高一十九丈三尺五寸。” 【实际底围六十米，高四十八．二七米。】 须弥座束腰部分的佛传图浮雕 东塔须弥座束腰部分的佛传图浮雕是宋代泉州佛教著名石雕。这一列佛传图浮雕原有四十方，现仅存三十八方，皆用泉州的名产枣玉晶瑚青石雕成，石质柔韧，刻工精绝。其艺术水平，远胜于塔身上的菩萨、天王和力士石雕。 这群佛教神话故事石雕的内容，大都取材印度，如“童子求偈”、“太子出游”等，但石雕的人物装束及周围环境布置，已经全部中国化了。这群艺术石雕作品，可称古代建筑中之瑰宝。考古学家认为，堪与南京栖霞寺、山西云冈石窟的佛传图雕刻相媲美 一九三五年，瑞士人戴密微、德国人艾克合着《刺桐双塔》一书，把这雕刻群誉为“神奇的雕刻艺术”。这一雕刻群，既反映宋代泉州佛教的文化艺术，又反映了宋代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 塔身浮雕 东塔名“镇国塔”。从塔名看，可推测为尊仰佛祖释迦牟尼佛而建。在佛教界谈得上有“镇国”威力者非佛祖释迦牟尼佛莫属。而从东塔位置看，在东居大位，能占坐大位之席者，亦非佛祖释迦牟尼佛莫属了。 东塔象征东方娑婆世界，这从塔身上八十尊人物浮雕具象地表现出来。它的五层寓意五乘，表示佛教修行的五种境界。 第一层是人天乘。上面的浮雕是四大天王、天龙八部、金刚力士等诸天神将。他们的道果还处于人与天之间，位置最低，只负有把守门卫、保护佛法的职责。 第一层浮雕中的阿修罗，造型强烈夸张，咄咄逼人。他头戴火焰冠，三头六臂，两手抱拳，一手托日，一手托月，一手持剑，一手指地，獠牙突出，怒目如铃，满脸杀气，身穿一件无袖短衣，袒露胸脯，体魄雄健，胸脯和臂膀上肌肉隆起，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这位战神敢向天帝拼死争斗的凶猛可畏气势。 第二层是声闻乘。上面的浮雕是曾经亲耳聆听释迦牟尼声教、断尽烦恼、不再轮回生死的阿罗汉。他们负有教化芸芸众生、行仁施善、点化皈依佛门的任务。 第三层是缘觉乘。上面的浮雕，是在释迦牟尼涅盘后，凭着自己的敏利机根而觉悟得道的尊者罗汉界的尊像，如降龙罗汉与伏虎罗汉。他们已修炼并掌握了绝技、法术、秘诀，能上能下，能文能武，是可走通人间和佛界的智能贤达者。 在第二、三层，有佛史记载来中国弘传佛法最早的印度高僧竺法兰与摄摩腾，有中国佛教五大宗派创始人法藏（华严宗）、玄奘（法相宗）、智岂页（“岂页”合一字，天台宗）、慧远（净土宗）、达摩（禅宗），以及被奉为西方东土应化圣贤的丰干、僧伽、寒山、拾得、慧思、宝志、布袋和尚。 竺法兰与摄摩腾并列，同是去西天求法的东晋·法显与唐·玄奘并列，一对交好的著名诗僧寒山与拾得并列，梁武帝与达摩并列。大肚皮布袋和尚和蔼可亲，寒山、拾得诙谐滑稽，各得其趣。 第二层上的梁武帝剃了光头，表示已舍身同泰寺。梁武帝与达摩并列，画意是要表达达摩来中国，梁武帝召问佛法，达摩觉得梁武帝不识佛法真谛，便折苇渡江去了河南嵩山少林寺。 第四层是菩萨乘。上面的浮雕，是中国佛教的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王菩萨四大菩萨，以及其它菩萨大士。文殊与普贤是释迦牟尼智和德的化身，伽叶与阿难是释迦牟尼的近身胁侍，其它如观音菩萨与势至菩萨、香积菩萨与妙音菩萨、日光菩萨与月光菩萨等，两个一对并列。他们善观世音，知疾苦，行仁施善，广发大慈大悲之恩，普施救苦救难法术。 第四层也有一个梁武帝，与光明菩萨并列。梁武帝高冠宫服，手执鲜花，脚登祥云，面向光明菩萨。画意是要表达梁武帝皈佛得道，光明菩萨来接引他上升西天级乐净土（史实是，梁武帝是因侯景围困台城饿死的）。 第五层是佛乘。上面的浮雕，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释迦牟尼佛，以及药师琉璃光佛、阿弥陀佛、弥勒佛等。他们是佛教界的最高权威者，知过去，识现在；驾驭未来的三世尊佛，统辖三世一切的尊者。 第五层上，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与禅宗创始人菩提达摩并列，其原因是：释迦牟尼出雪山坐菩提树下思维四十九日，彻悟因果，证得正觉；菩提达摩渡长江在少林寺中面壁九年，参透禅机，了悟真谛。二人所处时代和各自的道果境界虽然不同，但在修道求法方面都属于同一思维性质。何况这尊释迦牟尼浮雕还是未成佛时的出雪山相，更无忌碍。 这些按塔分层次，由低层到高层，按佛教等级由低级到高级，有序地分布的尊像，正体现了佛教界的级别尊称由低级到高级：金刚武士——和尚法师——罗汉尊者——菩萨——佛（如来）。这些全国罕见的珍贵雕像排列法，揭示了佛教组织系统，必是为了尊仰总教主佛祖释迦牟尼佛而建。 西塔（仁寿塔） 西塔是开元寺东西塔之一，位于开元寺西侧，建于五代，初号无量寿塔，后改名仁寿塔。 沿革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 “西塔号仁寿。 五代．梁．贞明二年（九一六年），闽王．审知于都督府造木塔七层，塔成而沉，地涌出泉，审知梦应在泉州，遂以木植浮海至泉建塔，号无量寿塔。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载： “神僧，不知其名氏。 五代．梁．贞明元年（九一五年），（闽王）王审知梦坐厅事，有泉人告之曰，‘闻王于大都督府造塔，乞移之镇泉。’怒斩之，首坠而身涌高数尺。 及觉，骇之。使求之泉，云：‘果有狂僧者，不见已久。’审知悟其为神僧也。（贞明二年，九一六年）遂以其材木浮江转海至泉，为无量寿塔。”】 北宋．政和（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年）中，改号仁寿。 南宋．绍兴（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中火，更造砖塔。 绍定元年戊子（一二二八年），僧自证易砖为石，嘉熙元年（一二三七年）始竣工，先东塔十年而成。” “西塔，明．万历十三年（一五八五年）大风，葫芦圮，邑人李廷机《寺志》作‘傅明智’修。丙午（万历三十四年，一六○六年）复有异风，塔竿铜盖、铁炉、铁索、葫芦俱坏，壬子（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年）寺僧募众重修。” 形制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开元寺》载：“围一十六丈七尺，高一十七丈八尺。” 实际塔高四五．○六米，其它形制同东塔。 浮雕 西塔须弥座束腰部分雕上各种花鸟虫兽和装饰图案。 西塔名“仁寿塔”。名体现了西方教主阿弥陀佛行仁施善的教旨，必须行仁施善才能长寿，简称“仁寿”，这可推测西塔是为了尊仰阿弥陀佛而建。再从“仁寿”联系“阿弥陀佛”名来看也是如此。“阿弥陀佛”是梵文的译音词，意译词是“无量寿佛”。 塔名“仁寿”的“寿”和“无量寿佛”的“寿”都应理解为古汉语里，名词活用为动词“长寿”的意思。再从西塔位居于西，与“东”相对而言是小位来看，也符合阿弥陀佛的排位特点。 再从阿弥陀佛在佛教里的分工来看也是如此。阿弥陀佛是西方教主，专管超度众生往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是它的活动区域，“西塔”和“西方”同出一个“西”字。再从民间俗称“东塔神、西塔鬼”来看也如此。“神”指“神佛”，能以佛威镇国；“鬼”指被阿弥陀佛所超度的亡魂，亡魂为了能被阿弥陀佛所超度，必然围绕西塔团团转，故俗语称“西塔鬼”与此相符。可见西塔是为了尊仰阿弥陀佛而建的！ 西塔也是五层，与东塔对称，但不具五乘的意义。西塔象征西方级乐世界，以塔身的八面和塔顶、塔座合为十方净土。每一方净土从上到下交错安排着诸天神将、罗汉、高僧、菩萨、童子，还有对佛教发展大有贡献的梁武帝、昭明太子，以及神话故事中的猴行者、火龙太子等浮雕像，全塔也是八十尊。表现了“一切众生佛性平等”的教旨。 西塔第五层上的浮雕，有一对是梁武帝与唐三藏（玄奘）并列的。二人生活年代相差一百多年，之所以并列，原因是般若经。梁武帝耽迷佛教，大力提倡涅盘、般若二经学说，般若学因此成为当时佛教的主要思潮；而唐三藏从西天求法回来后，译经一三三五卷，其中般若经类经典就有六十卷，对后世的佛学影响很大。 西塔第四层东北壁，有一尊猴行者雕像，称得上是东西塔人物群雕的第一杰作。猴行者猴头人身，尖咀鼓腮，圆眼凹鼻，目光炯炯，项挂大念珠，上身皮毛直缀，衣袖捋在上臂肩，臂上肌肉隆起，左手执一把鬼头大砍刀，刀把上的绦带套在手腕上，右手屈在胸前，拇指和食指捻着一颗念珠，腰围皮裙，腰带上系着一卷《孔雀王咒》和一只宝葫芦。整个造型虎虎有生气，人与猴、形与神，在艺术上得到和谐统一。 有人认为，这尊猴行者是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但是，哈奴曼既非佛教护法神，也没有和尚服饰。且《罗摩衍那》完稿于公元前三、四世纪，南宋前是否传入中国，并无确凿左证。 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认为，这尊猴行者就是成书于明．嘉靖、万历年间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孙行者生在福建”，此说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 西塔改建为石塔，是在南宋．嘉熙元年（一二三七年）竣工的。在此之前，就有一本宋时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末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肆，世因以为宋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主角就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弥猴王”，他辅佐三藏西行，一路降魔伏妖，神通广大，又曾偷王母蟠桃，不脱顽劣猴性。 古代朝鲜的汉语对照读本《朴通事谚解》也载有取经故事的梗概，其中提到住在花果山的老猴精被唐僧收为徒弟等事。 据我国文学记载，当时关于取经故事的深化戏剧尚有金·院本《唐三藏》。金亡于一二三四年，西塔竣工于一二三七年。 可见西塔改建之前，猴行者辅佐唐三藏西行取经的故事，早就借助于诗话、戏剧等形式广为传播。泉州在南宋时期交通发达、商贾辐辏，猴行者南行登上西塔，不足为奇。 西塔第三层的竺法兰，光头圆顶，印堂皱纹深刻，大耳穿环，颊纹如沟，容颜苍老，双目眯视，面浮笑容，全身的重心都倾依在两手紧握的竹节拐杖上。画意表现他在东汉．永平十年（六十七年）与摄摩腾从大月氏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倡弘佛教的那种疲惫而又喜悦的神态。 西塔第一层的普化和尚，左手托着一摞铜钱，又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一枚铜钱，递给身前的小童。在坚硬的花岗岩石上，把托钱和夹钱如此细致的手势，雕刻的如此逼真，可见出神入化之功。 东西塔的建筑技术 （本章主要据黄乐德《泉州科技史话．历史建筑物．开元寺及东西塔》，厦门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 东西塔相距二百米，凌空对峙，形制结构基本相同，都是平面八角套筒结构仿木五层楼阁式攒顶式建筑。由外向里，分回廊、塔壁、塔室、塔心柱四个部分。从下到上，为须弥座、塔身、塔盖、塔刹等组成。其建筑成就，反映出南宋时期泉州的建筑科技和工艺达到很高的水平。 （一）塔平面呈八角形，每一角都是支点，比之四角形和六角形支点多，稳定性强。 八角形内角一三五度，地震时受力面积大，震波分散较均匀，不易受破坏。塔身八个壁面对八个方位，每个正面又包含两个斜侧面，能起削弱来自任何一方风力的作用。因而，塔的刚度、整体性、稳定性都有所增强。 同时，八角形的边缘线条曲折柔婉，使由笨重呆板的石头做组成的塔身，形体趋向柔和，体现建筑学上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二）塔身造型蕴含建筑学上的多项成就。 须弥座的设计 须弥座的平面亦是八角形。 东塔座高一米，每边长七．五米，周长六十米。东西南北四边正中位置上各设五级踏道一座，便于人们上下。 西塔座高一．二米，每边长七．六米，周长六十．八米。四边正中位置上亦各设七级踏道一座。 上枭、下枭雕刻一排平行联贯式的莲花叶瓣，座的垂角和底边刻卷草花叶纹饰，束腰部位嵌以四十方青石浮雕佛传图。 两塔座转角上各有八尊侏儒负塔，座周上围以石栏。 这样，可使粗壮的塔身稳稳当当地耸立在平面八角形须弥座上，更加坚固牢靠。又使人们进入塔身有个回旋余地，增加塔柱体的艺术感。 砌筑技术 双塔的五层塔壁，用厚三十～四十厘米、长一～二米的条石，一层横向，一层纵向，交互相迭地砌筑而成。塔身环体至顶，约用一百二十支条石，筑成平均约二米厚的塔壁。 这种丁顺砌筑法，比之平顺企缝砌筑法，更具有力学上的优点，它能从上下纵横四个方向上加强塔身的整体性，最大限度地减低砌体的剪应力的破坏。因此，七百多年来，虽受台风、地震多次震撼，主体依然屹立如故。 高度与周长的关系 中国古代建筑家从实践中掌握了圆柱形的物体，当它的高度与周长相等时，最为和谐美观。 东塔总高四十八．二七米，第一层外围周长四十六．四米；西塔总高四十五．○六米，第一层外围周长四十四．四八米。两塔高度民主几乎都等于其第一层周长。 层数的依据 从佛教规定而论，有什么样的功果地位，佛、菩萨、高僧、大德就建造多少级宝塔。不过这种规定，后来没有什么约束力。但东西塔之所以会隔成五层，仍然有它的佛教方面意义。 以东塔而论，它象征东方娑婆世界，五层寓意“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佛乘”五乘，按佛教等级由低级到高级，表示佛教修行的五种境界。 另从建筑艺术考虑，如分为七级、九级或更多，则每层层高就相应减小，从远处观望，塔身就会显得扁矮，气势不足。分为五层才有舒展飘逸之感。 塔身收分 东塔除须弥座外，以第一层边长五．八米、周长四十六．四米、对角线长十六米作基数，自二至四层，每层对角线长递减一米收分，第五层收分一．四米。 西塔第一层边长五．五六米、周长四十四．四八米、对角线长十五米作基数，自二至四层，每层对角线长也递减一米收分，第五层收分一．六米。 这种比例收分，造成一种协和匀称的塔型，也大大增强塔身重心的稳定性。 门龛错位排列 塔身匀称每一层八角八面，相间开设四门四龛，但上一层与下一层的门和龛顺垂直线交换排列。 我国许多楼阁式古塔，大都采用这种方法。其目的，一是避免塔门或塔龛如从上到下排列在一条垂直线上，容易产生的纵向开裂危险；二是防止塔身至上而下每一边的垂直面压重不平衡，以便使塔身压重向八边垂直面平均分散，从而提高抗震能力。 而且，每遇大风，不论来自何方，塔身各层各面都有门道相通，引风穿过塔室，减少塔体两侧的压力差。 塔心柱和辐辏梁的设置。 东西塔是单孑立的高层建筑物，底面小，为稳定重心，除前述种种措施外，还在塔室中心，用花岗岩条石，砌筑起一个平面八角形的塔心柱。塔心柱横截面平均对角线长四．五米，从第一层直通塔顶，成为塔身的“脊梁骨”。 每一层，在塔心柱和塔室内壁之间，架起大石梁，每条长二．五米，宽○．三米，厚○．四米。这些石梁距层面四～五米，一头插入塔心柱的转角部位，一头插入塔室内壁的凹角部位。在大石梁两端紧靠塔心柱和塔室内壁的下面，又有出二跳的斗拱承托，以缩短大石梁的跨度，提高抗剪力。 从平面看，塔心柱如车轮轴心，塔壁如轮辋，八条大石梁就象八根车辐条，连接车辐毂和轮辋，组成一个辐辏状的套筒式的绞结体，使外围的塔壁和室内的塔心柱紧紧牵拉，相互攀抵，保证了塔身重心的聚向力，从整体上起了加固作用。 楼板架设方法。 每塔各有四层楼板，用十厘米厚的长条石铺成。但石板脆薄易断，铺架时采用梁涩并用方法。 先在高出大石梁六皮的地方，在八个转角位置上架上八根递角梁，再在其中腰部位横架八条肋梁，头尾衔接，联成一圈八角圈形梁。在与圈形梁同一平面上，塔壁与塔心柱都作双混或单混出涩。条石楼板作扇形铺在肋梁上，两端架在塔壁和塔涩的涩头上。 这样，每一层楼板有三个支架点，大大保证楼板的载荷能力。 塔顶收尖技术。 依靠塔心柱直通到顶的条件，把塔盖的尖顶定位在塔心柱的顶端。 第五层的塔室里，在联结塔心柱和塔壁的八条大石梁中腰位置上，各设一根一米高的蜀柱（侏儒柱）；又各有一根短梁，一端插入塔心柱，一头架在蜀柱的方斗上。 而后又各有八条长条石，分别从八个角上作二十五度倾斜，上一端楔在塔心柱的顶端，中腰部架在蜀柱承托的牵梁上，下一头插进比塔心柱顶端低一米的塔壁上。这八条向下倾斜的条石，构成塔顶收尖的斜梁。 接着，在八条斜梁上，在架八条肋梁，作为塔顶的瓦橼。 最后，在八条肋梁上铺上檐枋。 塔顶就这样攒顶收尖，结构简单朴实，合理科学。 塔刹。 东西塔的塔刹用铸铁制成。 东塔刹高十一．一米，西塔刹高十．六五米，均占塔身实际高度约二分之一。东塔刹柱上端直径○．三二米，下端直径○．六七米；西塔刹柱上端直径○．四四米，下端直径○．六六米。全座塔刹由刹座、覆钵、宝珠、仰莲、七重相轮、水烟、受花（托花）、鎏金葫芦等，从下而上串接而成。 塔刹底部中心有一圆孔，塔盖尖顶中心和塔盖下的塔心柱也有一圆孔，用一根十几米长的杉原木，上段插入塔刹圆孔，下段插入塔顶和塔心柱的圆孔，接合处以桐油灰封涂，使高大粗重的铸铁塔刹，固定在塔盖尖顶上。有杉木贯通，就不容易被大风吹断。 而且用长各十七米的大铁链八条，一端系在塔刹顶部，一端系在塔盖的八个檐角上，从八个方向增强相互对等的拉力，大大保证塔刹的稳固性。由于八条铁链的牵拉，也改变了塔刹孤孑瘦细之相，使塔顶收尖有柔缓之势。 地基工程。 一九七七年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地质队用回转式钻机（SH—30型；套管φ144mm）钻探，一九八六年三月国家地质局地质研究所用雷达探测器对东西两塔的地层进行扫描。两次勘察的结论基本一致，均认为两塔外围地质浅层结构可分为人工填土、粘土、亚粘土、风化壳等四层。离地表二十米以下为花岗岩基层。东西塔的地基为粘土层，基础埋深二．三～二．五米。这样地基为持力层硬塑老粘土，塑性指数为1P＞17，工程性质良好，强度高，压缩性低，允载承压力可达五十吨／平方米以上。 王寒枫对东西塔所用石材种类、性质、数量作粗略计算，东塔自重约一万零三百七十吨，西塔自重约九千一百四十吨。东塔须弥座以边长七．五米计，底面积约二百七十二平方米，每平方米承重约三十八吨；西塔须弥座以边长七．六米计，底面积约二百七九平方米，每平方米承重约三十六吨。这两个数值都远小于允载承压力五十吨／平方米。 东西塔的基础建立在这样的地质结构上，塔体载荷的稳定性是极为可靠的。可惜历史数据未加详细记载，当时的工程设计者是如何选择塔址，其地基工程结构又如何处理，有待后人继续探索。 仿木工艺。 东西塔是中国民族风格十足的仿木楼阁式的石塔。建造者既掌握北宋．李诫《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又从建筑石塔的实际情况出发，吸收民间建筑手法，按照木作匠艺要求，把刚硬的花岗岩石块，雕凿成大立柱、栌头、跳头、楣枋、阑额、飞昂、飞檐、雀替等构件。据统计，各种构件总数达一千九百八十四件。 特别是，东西塔的大立柱，柱径和柱高的比例只在一∶七～一∶五上下，比唐、宋时建筑一般规定的一∶八～一∶九为低。大概是服从塔身分层的实际高度而随宜加减的，但依然保存唐、宋时的肥壮风格。 从第二层至第四层的大立柱，采用三段短石柱（下一段较长，上二段较短）迭接而成，古建筑术语称为“墩接柱”。用“墩接柱”接缝的间隙能吸收一部分地震能量，避免整根石柱断折，减轻地震破坏作用。东西塔建成后，经历多次台风、地震的冲击，包括明．万历三十二年（一六○四年）十月初八泉州湾的八级大地震，震中烈度近十度，“泉州山石海水皆动，地裂数处”，房舍倒塌，城垣雉堞倾圮殆尽，而东塔仅塔刹坠下，塔身巍然不动；西塔完好无损。说明仿木石构的“墩接柱”技术具有抗震作用，是一项了不起的科技成就。
紫云屏 天王殿（山门） 拜圣亭与拜庭（拜圣亭—拜香亭、拜亭。拜庭。垂云薙草、南宋．绍兴宝箧印经塔） 桑莲古迹 紫云大殿（大雄宝殿、百柱殿、规制、妙音鸟〔迦陵频伽〕、五方佛、圣观音、“御赐佛像”石雕门楣石、古印度式石柱和人狮石雕）。 甘露戒坛（规制、第五级、第四级、第三级、第二级、第一级、正南面栅栏外、“清净法身”匾、菩提树） 藏经阁 功德堂 西塔禅院 栖隐禅院 准提禅寺 东璧寺 檀越祠 宝箧印陀罗尼经幢（唐．大中宝箧印陀罗尼经幢、南唐．太保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北宋．天对陀罗尼经幢、南宋．绍兴宝箧印经塔） 麒麟壁 日本大铜镜 五观堂 诗词拾遗 紫云屏 紫云屏在寺大门的正对面，为寺的照墙。取“紫云”为名，是引自开元寺在唐代建寺时紫云覆地的传说。 紫云屏为明．万历四年（一五七六年）郡丞丁一中所建，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年）郡总宪陈亮采重建。四百年来经受台风、地震而不塌。 照墙高六米，宽十五米，厚○．八五米，正中嵌有一方明．泉州书法家陈于王手书的隶书“紫坛屏”三字的石匾（横排），当代书家称它“清丽端和，神韵绝俗”。 《福建通志．广印人传》载：“陈于王，福建晋江人。工篆、隶，善诗、画，镌刻图章尤精雅绝伦。开元寺粉墙八分书‘紫云屏’，是其遗迹。” 天王殿（山门） 天王殿俗称三门或山门，始建于唐．垂拱三年（六八七年），后屡毁屡建。现存建筑为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修建。 天王殿坐北朝南，悬山式屋顶，面宽五间二十五．九四米，进深四间十三．五九年，面积四百二十七平方米，由三十支棱形石柱支撑屋盖，为唐朝石柱风格。 殿中悬朱熹撰、李叔同（弘一法师）书之“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楹联。 殿东、西两侧各有泥塑巨大天王坐像一尊，高四．五米，怒目而视，形状威武，是按佛教密宗规制所配置的密迹金刚与梵王，与一般寺庙所雕塑的四大金刚有较大差别。 三门外原建有东西二坊，东称“八吉祥”，西称“六殊胜”，早已废圮。 拜圣亭与拜庭 拜圣亭 俗称拜香亭、拜亭，位于天王殿正中北侧。现存建筑为卷棚歇山顶角亭，高五米，面宽进深各一开间，作古时地方长官礼拜之用。 拜庭 拜庭位于天王殿、拜圣亭北，是一个大庭院，面积二千八百平方米，是古代郡府各级官员列队朝圣和信众祈拜之地。如今，每月农历二十六日的勤佛日，这里仍然人山人海，梵呗声声。 拜庭全部用白色花岗岩条铺而成，东西两旁有古榕树八株，树龄少则二百年，多则八百载。榕树之间，分列十三座宋至明代小型石塔及石经幢，高三～五米不等，造型优美，塔上有的有浮雕图像、铭文、题款等，形式多样；还有两只赑屃。庭中还置立着一座三米多高的明代石雕熏香炉，盖钮雕蹲狻猊，炉身周雕幡龙、祥云、莲瓣、蔓草等纹饰，形制优美，雕工精妙。 拜庭两边有东西两廊，从天王殿延伸至甘露戒坛，构成一个整体。 垂云薙草 唐．干宁四年（八九七年）黄滔《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载，开元寺初建，“尝有紫云覆寺至地，至今凡草不生，其庭大矣哉……垂云薙草，天启地灵之如是，则开元实寺之冠，斯又冠开元焉”。 《开元寺志》载：“……师号文慧（俗名王觉先，在开元寺文殊院出家，名法周，后赐号文慧），（宋）咸平初（公元一○○○年左右），太守宿翰尊礼师，一日翰至，相引行殿墀，见其下数茎草，翰指问曰：‘古语道，紫云盖地，寸草不生，因甚而今却有？’师应声曰：‘地因培客土，凡草有时生。’翰深叹服。” 南宋．绍兴宝箧印经塔 拜庭左右两旁各有一座方形宝箧印经石塔，建于南宋．绍兴十五年（一一四五年）。参见下文《宝箧印陀罗尼经幢》。 桑莲古迹 位于开元寺西长廊外侧。有唐植古桑树一株，相传为黄守恭“桑开白莲”之桑树。桑树老干被雷轰为三，仍然枝叶繁茂。 民国年间有一枝干受台风之损，莆阳人吴春华立石题字顶之。字云：“此树生莲垂拱之年，支令勿坏以全其天。” 一九九四年秋夏台风数起，一次风雨中将支于石上老桑枝干扫落于石板地，且老伤口处有断裂，所幸未全折断，但已无法再吊回石柱之上。 紫云大殿 规制 亦称大雄宝殿，是全寺的主体建筑。“大雄”是梵文“摩诃毗罗”的意译，古印度教徒用以尊称教主释迦牟尼，意思是说他象大勇士一样无所畏惧。故凡佛教寺庙，大雄宝殿均为整座寺庙的中心。 大雄宝殿大门正中悬挂“桑莲法界”大匾，“桑”、“法”二字为繁体异体字。这题匾概括了寺之由来，题写者不明；有说是明代晋江书法家张瑞图所书。 紫云大殿始建于唐．垂拱二年（六八六年），初建时，“尝有紫云覆寺至地”（唐．黄滔：《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故名紫云大殿。代有重修。 一六○四年特大地震受毁，明．崇祯十年（丁丑，一六三七年），大参曾樱、郑芝龙重建开元寺大雄宝殿，“殿柱悉易以石”。原设计立柱百根，内槽因建筑需要减去六根，余九十四根，故又称“百柱殿”。殿内石柱和柱础石形式多样，有四方形、六棱形，有海棠柱、蟠龙柱，柱围达二米，秀巧精致。改为石柱的原因主要是地震后大建筑物破坏甚多，短期内得不到巨大杉材作栋梁，虽石质结构柱体的抗震能力不及木结构，但不受虫蛀、雨淋潮湿而腐烂，地震时也经得住伴随的水、火等次生灾害，可千年长存。 现存紫云大殿为明朝遗物，面积一千三百八十七平方米，是省内现存面积最大、构架最复杂的佛殿。通高二十米，屋顶重檐歇山式，面宽九间，进深六间。结构上保存“唐风宋韵”，采用殿堂制和厅堂制相结合的抬梁式木构架方式。殿身下部采用“明袱”做法，以粗巨石柱支承通梁。柱头以上施以七铺作斗拱七十六朵，分布在周围和前槽，高度几乎达柱身之半，组件皆用二等材，且全部使用水平直拱，不用斜昂，形成一个独立的铺作结构层，刚健有力。其它梁枋等水平构件也用雄巨简练的斗拱作隔架。 殿内前檐柱正中二根、外檐柱正中四根，为浮雕蟠龙柱，是明代石雕佳作。 平屋斗拱后尾，附刻飞天乐伎二十四尊。 斗拱以上覆以天花板，殿身后槽为了横列身高六米的“五方佛”（详见下文“五方佛”），省去内柱两排跨长七米“大通”六根，凌架高悬，形成高敞空间，以利谟拜佛像，突出效果。天花板上施以“穿斗草架”，构成上部屋梁。上下层木作工艺，精粗有别，枝樘固齐，繁而不乱，功能观点十分明确。 这样由柱网、铺作、屋盖三个结构层作重梁迭架整体组合，整然有序，为闽南现存年代最古、规模最大、结构最佳的遗构之一。 殿中铁铸香炉为清代郑芝龙供奉。 妙音鸟 妙音鸟，音译“迦陵频伽”，出自印度神话和佛教传说，是半人半鸟的飞天乐伎，被作为佛前的乐舞供养，不少佛经中都有记载。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中录《慧苑音义》说：“迦陵频伽，此云美音鸟，或云妙音鸟。此鸟本出雪山，在壳中即能鸣，其音和雅，听者无厌。” 《佛学大辞典》录《正法念经》说：“山谷旷野，多有迦陵频伽，出妙声音，若天（神）若人，紧那罗（歌神）无能及者。” 《佛学大辞典》“迦陵频伽舞”条：“……舞典名，译言鸟或不言乐，林邑（占城）之古乐，天竺祗园供养日，迦陵频伽来舞，时妙音天奏此曲，阿难（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传之，遂流布云。” 在大雄宝殿中，佛像前上方两排石柱和桁梁接合处，装置了二十四尊真人一般大小的木雕迦陵频伽，都是上半身人头人身，下半身鸟体鸟爪的美丽女郎。它们分为两排，面面相对，体态婀娜，袒胸露臂，羽毛绚丽，头戴如意宝冠，背上两翼舒张，项挂缨珞，臂束钏镯，有的手捧笙、管、箫、笛各种乐器，有的执文房四宝，有的拿着宝器、吉祥物等各色供品，形态各异、翩翩若仙，在五方佛前奏乐歌舞。 特别是，殿顶内部斗拱重迭，构造特殊，二十四尊迦陵频伽下半身镶在柱里，上半身伸出挺胸昂首，利用它们头上的如意宝冠之上的仰莲状的柱头栌斗，分别用头或翅膀大殿的通梁和横木，起到一种拱翘成托建筑构件和艺术装饰作用。 这种既把迦陵频伽作为出跳斗拱，又作五方佛前的乐舞，更营造了佛国极乐世界气氛，匠心独具，构思精巧，三种功能和谐统一，是国内仅见的抗震独特结构。 泉州开元寺建成后，曾经历了两次大火，其中一次发生在宋朝，两次大火以后都进行了重修。据史料记载，大雄宝殿内的飞天乐伎，是由两批来自德化和惠安的木工雕刻的，但这些人的详细情况并没有记载。 惠安县东桥镇东湖村保存一本张氏族谱的复印件。族谱载：“十四世孙仕逊，字法参，官主簿，三余以木雕游寺观，所治皆绝品，如泉州开元寺飞天……”根据族谱推测，张仕逊是宋朝人，他设计并雕刻的飞天乐伎应该是在宋朝大火后。 开元寺“迦陵频伽”木雕在我国比较少见，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宋代早期的建筑风格和形制。族谱上关于“迦陵频伽”雕刻者的记载说明了三点：一、说明张仕逊是开元寺“迦陵频伽”的雕刻者；二、说明“迦陵频伽”这种形制在宋朝以前就已存在；三、结合福建云霄和宁夏银川都有发现宋代“迦陵频伽”的瓦当和瓦饰，说明宋朝时期，“迦陵频伽”这种形象在大江南北的建筑中普遍流行。 五方佛 佛教的大雄宝殿，一般供奉三尊菩萨，但开元寺紫云大殿与众不同，供奉五尊，即密宗的五方佛。五方佛是密宗金刚界五智所成之五如来，故又称五智如来： 中间主佛毗卢遮那佛，汉译大日如来，意为光明普照遍一切处，是法界“体、性、智”所成的理性和智慧的集中表现，是理智不二的法身佛，是佛教密宗奉敬的至尊至高的教主。 两旁分别为：东方香积世界阿亻南佛，是大圆智所成，也名金刚智；南方欢喜世界宝生佛，是平等性智所成，也名灌顶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称无量如来，是妙观察智所成，又名莲花智、转法轮智；北方莲花世界成就佛，是成所作智所成，也名羯磨智。 这五尊佛像都是黄金妆身，体态丰腴，容貌慈祥，跏趺在莲花须弥座上，含目静息，双手分别作说法、施与、接引、禅定等印相，富有浓郁的唐代风格。 五方佛旁还塑有胁侍的文殊、普贤、阿难、迦叶，以及观音、势至、韦驮、关羽、梵王、帝释等诸天菩萨、护法神将共十尊。 明．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年）福州鼓山释元贤《泉州开元寺志》记：“紫云大殿，唐．垂拱二年（六八六年）僧匡护建，时有紫云盖地之瑞，因以得名。玄宗改额开元，仍（注：乃）赐佛像。后毁。干宁四年（八九七年）检校工部尚书王审邽重建，塑四佛像，中尊是先有御赐像。” 唐玄宗改额开元寺时是开元二十六年（七三二年），密宗传来中国也已二十二年，深受唐玄宗的支持。密宗以毗卢遮那佛为主尊，那么唐玄宗赐给泉州开元寺的佛像应该是毗卢遮那佛了。而王审邽为了匹配毗卢遮那佛，所塑的四佛像应是东方阿亻南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和北方成就佛。说明在干宁四年（八九七年），泉州开元寺就形成了密宗五方佛的轨制。 据知，供奉五方佛的，除山西大同华严寺和善化寺外，也只有泉州开元寺了，不能不说这是中国佛教的一种奇观。同时，开元寺历代住持皈宗不一，有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禅宗等宗派，而大殿千余年来却能保持这种罕见的规制不变，这是值得研究的。 圣观音 紫云大殿的后殿正中，即五方佛的背后，供奉着一尊密宗六观音的首座圣观音，以及善才、龙女，两侧则为姿态各异的十八罗汉。 在这尊观音身后的焰光屏上左右有两块铭牌，上书“康熙辛卯（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年）春上元日楼云比丘正澄奉制”。 圣观音是密宗六观音之一，依次是千年观音、圣观音、马头观音、四十一面观音、准提观音、如意轮观音。圣观音在六观音中类似千手之异相，是寻常观音菩萨，容易与众生亲近。这尊观音形象典雅，面容慈祥，头戴宝佛冠，双目微闭。上穿通肩天衣，项胸挂满璎珞珠宝，胸腹处结一朵莲花，下身裙裳褶纹流畅，双手迭放脐下作法界定印。是一尊优美的佛教雕塑艺术。 “御赐佛像”石雕门楣石 开元寺大雄宝殿大门顶上的“御赐佛像”的石雕门楣石，是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马八儿国人、泉州港主挹伯鲁马尔创建湿婆神庙的石构件，成为明代泉州开元寺的名胜。 明末泉州著名僧人木庵作开元寺“六殊胜”诗，即把“御赐佛像”作为佛教之物，列入开元寺的“六殊胜”之一。 古印度式石柱和人狮石雕 开元寺紫云大殿后回廊中央，有两根雕刻精美、造型别致的古印度教石柱，明末泉州名僧木庵曾将其称为“石柱牡丹”，作为开元寺的“八吉祥”之一。 柱高二．七米，柱的上、中、下部琢成正方形，在上部和中部之间及中部和下部之间，则琢成十六角形。在各方形的四角的上、下部，都雕有含苞欲放的莲花蕊。在十六角形的正中部分，雕有一条花带，紧紧地扣在柱上。 在正方形的四个面，各浮雕一个圆盘，每根石柱共有十二个圆盘。每个圆盘内分别浮雕印度教古代神话故事、中国神话传说和图案花草，但以印度古代神话故事居多。如：毗湿奴骑金翅鸟解救象王杀死鳄鱼、毗湿奴以十臂人狮的相貌出山擘裂凶魔、阎摩那河七女人沐浴衣服被窃、顽童被系用力拉倒魔树、基思那战胜雅利耶、西玛和恒河新月、毗湿奴化身、甘尼巴与基思那角力等。这些故事的中心内容，都和公元前十世纪的印度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有关。 如毗湿奴骑金翅鸟解放象王故事，肇源甚古，可以从孟买出版的《印度宗教习俗》找到其原型。 在婆罗门教神界内，金翅鸟迦娄那是大神毗湿奴的骑乘，是喜马拉雅山里的一种半人半鸟的神物，象征天力。金翅鸟从那里起飞，那里就成为圣地。象和鳄鱼都是毗湿奴的信士，因惹动其它神袛而被贬谪，彼此争斗不休，长逾千年。后来，象猛然想到毗湿奴大神，以鼻卷举莲花向毗湿奴求救。毗湿奴果然骑金翅鸟飞临，杀死鳄鱼，解救了大象。 此石柱上雕刻的金翅鸟化作人形，表情虔诚谦恭，颈挂蛇形项圈，传说它经常以蛇充饥；腕带宝石玉镯，头顶刻花金冠，肩背后长着一对宽阔的翅膀，双脚作腾越状。 又如阎摩那河七女出浴的故事。 说的是克利希那（或译为“寇里西拿”）化身成一个吹笛子的漂亮牧童。他看见七位婀娜多姿的美丽少女正在阎摩那河沐浴，尽情嬉戏。克利希那一时玩心兴起，便偷窃了七女的衣裳，顽皮地躺在树顶上。众女沐浴完毕，才发现衣裳不翼而飞。她们苦无寸缕蔽体，非常着急。后来，她们发现了在树顶上的牧童，便可怜巴巴地跪在树下向牧童哀求，牧童才将衣服还给她们。而在中国神话故事中，亦有九天玄女下凡沐浴时，羽衣被盗一说，巧妙之处正是这两个故事竟出乎意料地相似，实令人惊叹。 再如石柱的另一面所刻的是十臂人狮掰开裂凶魔身体的神话。 人狮是毗湿奴的化形，相貌凶猛，令人不寒而栗。他把凶魔希拉尼亚卡西布抓来放在膝盖上，腾出两双手掰裂其肚皮，其余的八双手各拿着象征繁荣的法螺、象征力量的圆盘、象征所有武器中最强而有力的仙杖等其它法宝。在印度古老的神话中，毗湿奴被描绘成天国的支撑者、午夜海洋的复苏者，被誉为雅利安武士之王，浑身上下装备着令人生畏的武器。 此外，紫云大殿前面筑有宽大的露台，高一米，台座为须弥座式。露台边缘的束腰部分，有七十四方人面狮身及二方狮子青石浮雕，每方浮雕有间柱隔开。人狮或头发蓬松、四足立地、面朝前看，或头向右转、两眼雄视，或右足跷起、并持有一根状似莲花的东西。人狮的尾巴都向上高高卷起。人狮雕刻艺术是源至希腊，后东传印度的。 古印度式石柱和人狮石雕，显然和开元寺的佛教建筑根本不相称。这个问题，早在廿世纪三十年代就引起国内外考古学家的注意，纷纷在《燕京学报》发表文章进行考证，认定这些石雕是反映古婆罗门教的故事，不是佛教石雕。 廿世纪五十年代，泉州学者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一书认为，这些古印度婆罗门教石刻，原是一座元代的泉州婆罗门教寺之物，该寺于元末被毁。明．洪武年间重修开元寺时，这些婆罗门教寺石刻被移到开元寺来了，成为开元寺建筑组成的一部分。 开元寺的古印度式石柱和人狮石雕，一方面印证了婆罗门教在泉州传播的历史，另方面也说明了古代泉州对不同宗教的包容和见佛就拜的习俗，之间并没有非常严格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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