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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佛教 资料来源：泉州历史网 佛教大约创立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北部，据《佛祖历代通》等书记载，佛教在秦、汉时期已经影响到中国，晋、唐之间又进一步在中国各地传播。 泉州佛教盛行，唐朝就有“泉南佛国”之誉。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对泉州有“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赞语。
两晋南北朝 两晋南北朝，战争连年不断，百姓困苦，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西晋末年，爆发诸王混战，南方较为安定，中原士族和大批劳动人民南迁，不仅带来中原文化，还把东汉时传入中原的佛教传播到泉州。 泉州最早的佛教寺庙——建造寺（延福寺） 晋．太康九年（二八八年），在当时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安丰州九日山附近建造延福寺。这是文献记载的泉州最早的佛教寺庙建筑。 乾隆《泉州府志．坛庙寺观》转引《名胜志》云，泉州西门外九日山延福寺“晋．太康年间建，去山二里许。唐．大历三年（七六八年），移建今所，寺额欧阳詹所书。大中五年（八五一年）赐名建造寺”。 《泉州府志》收集的宋．晋江人曾会《修延福寺碑铭》亦云：“造寺也，始晋．太康九年（二八八年）。” 之后，寺院和僧侣不断增加。 最早来泉州弘法者的番僧——拘那罗陀 最早来泉州弘法者的外国僧人当推南朝．印度高僧拘那罗陀。 拘那罗陀精于大乘佛教，他应梁武帝之请，从扶南泛海到广州，然后到南京（建业）、江西、江苏，南朝．陈．天嘉三年（五六二年）泛海抵达泉州，挂锡南安丰州延福寺，讲佛、播道、翻译《金刚经》，开创了泉州佛教与海外交流的先河，促进了佛教在 泉州的发展。 宋．曾会撰的《重修延福寺碑铭》云：“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泛大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证了义，传授至今，后学赖焉。” 南朝古墓的僧侣图案 二○○三年，丰泽区北峰镇招丰村石坑村发现一座长方形券顶砖式墓。 经过清洗刻有汉字的墓砖，发现个别墓砖侧面反体阳刻有“使马”、“小使”等字，以及几何图形、钱币图案。而其中一块完整的墓砖侧面刻有“承圣四年”。“承圣四年”是南朝．梁元帝萧绎年号，为公元五五五年，推断该墓为南朝时期墓葬。 墓室壁上发现了身披袈裟、双手合拢的僧侣图案，数量不小，样式同一。这种僧侣图案还是泉州首次在古代墓室内发现。从出土的文物及墓室内的图案，可以推测该墓主人生前可能信奉佛教。
唐 唐朝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亦为佛教的兴盛时期。 自唐太宗至僖宗等八位皇帝均信奉佛教，牵动了唐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和对外关系等各个领域。 浩繁的译经事业基本完成，具有中国风格的佛教宗派相继崛起，多种规仪制度的汉化和建筑、雕塑艺术的发展，使佛教得到迅速流播。 唐设鸿胪寺下的崇玄署管理僧、道。武则天以后，以礼部下的祠部辖僧、道事务。 唐代，泉州的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崛起，为佛教在泉州流传提供有利的社会基础。佛教寺庙的兴建是佛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标志。 佛教寺庙的兴建。 唐．垂拱二年（六八六年），在泉州肃清门外建白莲瑞应道场，后赐额莲花寺。长寿中（六九二～六九四年），莲花寺改名兴教寺。神龙中（七○五～七○七年），改名龙兴寺。 垂拱三年（六八七年），在鲤城区江南镇曾林村紫帽龙首山麓建安福寺。寺内原有五尊唐代中、后期的石雕佛象，现存三尊，另二尊头已破损，属古印度犍陀罗艺术范畴，是泉州地区早期佛教雕像。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敕天下佛寺皆改名开元寺。 天宝六年（七四七年），在肃清门外建水陆寺。 贞元年间（七八五～八○四年），在郡治北清源山梅岩已有福先招庆院。 唐．天佑年中（九○四～九○七年），建观音院，宋．治平年间（一○四六～一○六七年）赐名普照寺。 唐．天佑年间，在青阳山有法云寺。 还有建于隋唐年间的同安兴教寺，宋．熙宁年间（一○六八～一○七七年），改名梵天寺。 唐．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年），佛教传入安溪，在整个唐代安溪兴建佛寺十五座。 总之，有唐一代，泉州一府五县（同安、惠安、安溪、南安和晋江）共造佛寺院四十多座，足见唐代泉州佛教之兴盛。 佛教兴盛发展。 今泉州开元寺仍保存着泉州西门发现的纪年为唐．大中八年（八五四年）的六角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经幢为乡贡进士欧阳偃及沙门文中共书。经幢有篇序文，叙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如何从印度传入中国的。 唐．大中八年的泉州佛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有一面是题名刻字的，这些题名有三部分人： 其一为信众募缘题名，有姓名者数十人，这些善信中有许多女施主，她们的名字有一个特点，是以数字为其名的，即从一娘、二娘、三娘、五娘、七娘、十二娘不等，还有几位名字相同，仅姓不同罢了。经幢记载，募缘捐建此经幢的善信有二百多人。诸多捐款、捐物的善信，有的是“为考妣，各舍铎一口”，有的施舍布一疋“以为孝妣”。 其二，经幢题名的人还有泉州的地方官员。如朝议大夫使持节泉州诸军事守泉州刺史上柱国薛凝，都押牙将值仕郎□太常寺奉礼部骁骑尉谢愻，押牙吴□、押牙陈元度、押牙兼都虞侯林弘、□□、押牙□□团练管干许庶等。从以上官职看，薛凝是官三品，阶五品；谢愻官职唐史未见；《五代史》有“押衙”官职，未见“押牙”。这些地方官对佛教之倡导，甚至他们就是佛教信徒，因此有利于唐朝泉州佛教的发展。 其三，佛顶尊胜陀罗经幢的书写和镌字人。书写人是“乡贡进士欧阳偃、沙门文中共书”。《闽中金石略》认为“一石而两人合书，亦为创见”。更重要的是“乡贡进士欧阳偃”，《泉州府志》、《晋江县志》的《选举科目》不见其名，可补府、县志之缺。唐朝泉州仕进文人为佛教经幢作书，对佛教在泉州的发展也起了推动的和用。唐朝泉州被誉为“泉南佛国”。经幢是卢准等三人募缘拾二千文树立的。 唐．干宁四年（八九七年），文人黄滔撰《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记泉州开元寺初建，“尝有紫云覆寺至地，至今凡草不生其庭”，又说：“垂云薙草，天启地灵。之如是，则开元寺实寺之冠，斯又冠开元焉”。这里说的是自唐．垂拱以来，泉州开元寺流传的美好神话传说。至今，泉州开元寺的“桑莲古迹”、“紫云殿”、“紫云屏”等，都是承唐·垂拱以来的“垂云薙草”的传说而来的。 《碑铭》又云，泉州开元寺和“桑莲、云草”之盛名，“实寺之冠，斯又冠开元焉。”可知早在唐朝，泉州开元寺就是闽中诸寺中最有名的佛刹，而泉州开元寺以“桑莲、云草”为最为著名的胜景。 《泉州开元寺佛殿碑铭》记载了泉州开元寺自唐．垂拱二年（六八六年）以来的沿革，记录了王审知的崇佛，是今日研究泉州开元寺历史、泉州佛教史、泉州古代文化思想史和研究泉州古城史不可缺少的材料。 据《碑铭》云，唐末泉州“开元寺佛殿之与经楼、钟楼，一夕飞烬”，其时泉州刺史王审邽“为兹郡之秋也……乃割俸三千缗，鸠工度木，烟岩云谷”之中。第二年，“宝殿涌出，栋隆旧绮，梁修新虹……方珪丛斗，楣承蟠螭，飞云翼拱，文榱刻桷”。 重建后的开元寺，竞是“僧朝梵而谷应，升者骨冰，观者目波，而五间两厦昔之制也”。即泉州开元寺重修后，保留了以前的规制。其大殿佛像的排列次序是：“自东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左右真容、次弥勒佛、弥勒佛、阿难迦叶、菩萨、卫神”。并说明这种排列次序，是以“法程之有常”为依据的。如今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佛像的排列与唐代大不一样，则为以后历次重修后改变的。 干宁四年，泉州开元寺重建，其布局和规制是大佛殿居中，“东北隅则揭钟楼，其钟也新铸，仍伟旧规；西北隅则揭经楼”。其新规制的形势与“又立岳峰，两危蜃云”相配合，“东瞰全城，西吞半郭”，尤为壮观。这不但载明泉州古城址变迁的不可多得的史料。 《碑铭》还记载了唐末福建佛教大盛行，统治者崇拜佛教的情况。干宁四年，王审知为福建观察副使，“泊帅闽也，愈进其诚，缮经三千卷，皆极越藤之精，书工之妙”。王审知特别举行隆重仪式，迎送佛经入重修后的泉州开元寺的揭经楼。其仪式是“驾以白马十乘，送以府僧，迎以郡僧，置兹之楼”。唐末王审知的崇佛，泉州佛教的兴盛，一目了然。 名僧与佛学著作 唐朝泉州出现了不少著名僧人。 匡护，俗姓丘。垂拱间（六八五～六八八年）来西洞州（今鲤城区老城区）一带传播佛教。垂拱二年（六八六年），匡护募黄守恭桑园创建莲花应瑞道场（即今开元寺），为泉州开元寺世祖。讲《上生经》，听者常千人。 释怀晖（七五六～八一五年），俗名谢怀晖，泉州同安（今属厦门市）人。 贞元（七八五～八○五年）初，怀晖赴江西洪州（今丰城市）师从禅宗南派——江西禅系大师大寂禅师（法号道一，俗姓马，世称马祖），专攻《楞伽经》等大乘教义，顿明心要。马祖时代，禅宗尚受到其它教派的排斥，尤其是在北方和长安。怀晖有感于马祖北上弘法未达预期目的，即以传播南宗禅法为己任。后赴山东泰安徂徕山、齐州（今山东济南）、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北嵇山百家岩、山西省永济市中条山等地，广布禅宗。 元和三年（八○八年），奉宪宗诏进京，于长安章敬寺毘卢遮那院安置，与元和年间先后奉诏赴京传禅说法的马祖弟子惟宽、大义，扩张洪州系南禅的影响，逐步形成京禅流派。还收新罗国贵族玄昱为徒，玄昱回国后创立了新罗禅门九山之一的凤林山派禅宗佛教。 皇帝每召怀晖入麟德殿参与讲论佛经，被推举居上座，与“名公义学”、“击难者”进行过激烈论辩，使马祖的禅学思想占据了文化中心长安的讲坛。论辩结果是禅宗赢得了朝廷的尊崇，终于使禅宗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教派，流布千年，风及海外，使禅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和标志。怀晖由此成为马祖之后最重要的禅宗继承和发扬者之一。 讲法之余，怀晖还着有《法师资传》一书，主要记述从印度迦叶至慧能、神秀的祖师世系，及南能（慧能）、北秀（神秀）分宗的历史。怀晖卒后，敕谥大觉禅师。 黄糵禅师，会昌间（八四一～八四六年）卓锡同安县夕阳山。 令言，开元寺僧，天台宗。大中二年（八四八年），于开元寺西创支院“西罗汉院”，苦行，习内典。曾出游燕、赵，传《法华经》、《上生经》。 文偁，募化造木塔于开元寺东，咸通六年（八六五年）塔成，凡九级，赐名镇国（后改为石塔，即东塔）。 无了，泉州沈氏子，结庵龟洋。告寂，谥真寂大师。 无等，出家于会稽（今属浙江绍兴），早年来泉州，挂锡南安九日山下延福寺。后在九日山西峰佛岩下一天然洞穴结草为庐，筑一石室，隐居修炼四十四年，并于岩下石室上方镌刻“泉南佛国”四个大字。卒后，人们雕石像于洞中以祀，岩因称无等岩，洞称无等岩洞。 常笈，延福寺无等弟子。后主开元旧法华寺。 岩头和尚：《祖堂集》载，岩头和尚是泉州南安人，“于长安西明寺具戒成业”，讲《涅盘经》。 还有义存禅师。 义存南安县人，出生于长庆二年（八八二年）。自幼友僧新佛，清净谨志。十二岁从家君游莆田玉涧寺，十七岁落发。唐．会昌灭佛，义存蓬迹于福州闽候芙蓉山。宣宗即位（八四七年），废除灭佛令，义存北游吴、越、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于幽州宝刹寺，讫巡名山，扣诸禅宗。后到武陵参见南禅宣鉴大师．德山，极受宣鉴看重。 咸通十一年（八○七年）起，义存住持福州雪峰山广福院四十年，天下释子趋之如赴召，常不减一千五百徒之环足。唐僖宗赐真觉大师之号。 大顺二年（八九一年），闽王·王审知雅隆其道，为之增宇、设像、铸钟，以严其山，时则迎而馆之于府之东西甲第。龙纪元年（八八九年），义存生前预造葬地，并自为序。天复三年（九○三年），王审知刻义存自序于碑。 梁．开平二年（九○八年）五月圆寂，因奔丧而奔闽之僧尼、士庶仅五千人。闽王娣之，延禀如陈祭，是高斋焉。 义存是继承南禅青原法系下的曹洞派的大师，追溯其法系是：达摩——六叶止于慧能——宣鉴——义存。义存的分灯弟子如师备拥徒于元沙（今安国），可休拥徒于越州洞岩，智孚拥徒于泉州招庆，神晏拥徒于福州鼓山。分灯之道，皆膺圣奖赐袈裟。义存分灯弟子而“膺圣奖赐紫袈裟”一事，在南禅少林和曹洞派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即“自少林之逮曹溪，无不刻碑而纪颂”。 唐朝泉州的佛教虽然受会昌年间武宗“灭佛”的打击，但很快得到纠正。唐一代佛教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汇，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佛学体系。各宗学说竞立，汇成卷帙浩翰、内容深博的佛学经藏，研究佛学思想的风气大盛。如泉州开元寺开山祖师匡护，善讲《上生经》，听众“骤致千人”；开元寺僧令言，苦行内典，传《法华经》和《上生经》；释叔端，学通《唯识》、《维摩》、《俱舍》诸论，学识渊博，着有经论数十卷。其门下弟子道昭，深通《唯识》，着有《真书唯识论解》八十卷，时人称为“唯识大师”。禅宗雪峰义存分灯泉州的弟子慧□、元晤，都是著名的禅师。 海外交流 据日僧元开所著《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唐．天宝年间（七四二～七五六年），随从鉴真渡日弘法的二十四位弟子中有泉州超功寺僧昙静。鉴真、昙静等在日本被授于“传灯大法师”尊位，昙静后来在日本担任戒师，对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 唐．大中年间（八四七～八四八年）来泉州弘法的外国僧人有印度高僧智亮。 智亮侨寓开元寺东律院。因他四时都袒一膊，故称“袒膊和尚”。后因慕德化戴云山“幽绝可庐”，常言“身在紫云，显在戴云”，遂与其师慈感结庐戴云山修持，时有驯服老虎伏其侧。 他长期在泉州弘法，能写汉诗，现存《咏戴云山》二首： 其一： “戴云山顶白云齐，登顶方知世界低。 异草奇花人不识，一池分作九条溪。” 其二： “人间漫说上天梯，万转千回总是迷。 争似老夫岩下坐，清风明月与心齐。” 开元寺支院中有以其所居名袒膊院。智亮后在开元寺居室示寂，其弟子将其身运往戴云山塑像奉祀，崇为戴云寺开山祖师。
五代 争建祠宇，僧徒日炽 五代，福建偏藩海隅，社会独安宁，泉州佛教迅速发展，其原因正如黄瑀指出：“五季迭兴，偏方离析，全闽之地，王氏得而有之。干戈相寻，略不休息。将佐晚年，悔于屠戮，争建祠宇，尽刈膏腴，求为福田。僧徒日炽，甲于天下。” 许多战场建寺庙以超度亡魂，如泉州的玉泉广济院，五代时留从效与朱文进交兵于此，杀伤甚众，留从效遂即其地作数区葬之，名千人冢，复建广济院以荐冥福。 王审知实行保境息民政策，福建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泉州刺吏王审邽，通春秋，喜儒术，命子王延彬设招贤院，以安插流亡。泉州刺史王延彬则“多发蛮舶，以资公用，尺涛狂飙，无有失坏。郡人借之为利，号招宝侍郎”。 闽王氏据泉州，好谈佛理，优礼僧人，据《泉州府志．版籍志》记，王延钧“遣官弓量田土，定为三等，以膏腴田地尽入寺观，民间乃得其硗窄者，先后如王延彬、陈洪进诸家，多舍田入寺，顾窃檀施之名，多推产米于寺，而以轻产遗子孙，故寺田产米比民业独重焉。” 留从效于后周．显德年间（九五五～九五九年）“以别墅南园为寺，号南禅，舍田庄九百石”，并以毁废的招庆院之产业归南禅寺。 同时，泉州刺史王审邽、王延彬及节度使留从效大造寺院，大造佛塔，大造（或铸）佛像，大印（或铸）佛经，并大量剃度僧尼。据《十国春秋》载，闽王政权三十三年中，建佛寺二百六十七座，仅泉州就造五十四造。比较著名的有承天寺、水陆寺、崇先广教寺、空相院、保福寺、方广寺、法石寺、金池寺、玉泉寺、玉泉广济院、凤凰寺、凉峰弥陀寺等数十座。 据黄滔撰《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云，福州“府之寺到于清源（时泉州为清源军），或存或烬，咸抽金积俸增而新之”。 王延彬大规模扩建开元寺 据泉州开元寺《紫云开士传》云，唐与五代，仅开元寺门下就有各派佛学宗师三十四人，其中以禅、净土、唯识和南山律宗为最盛行。 唐．天复元年（九○一年），判军事朱弘宵创地藏院，并置寺田延接僧行昭居之。 唐．天佑元年（九○四年），王审邽逝世，闽王．王审知任命王延彬权（代理）泉州刺史，次年（天佑二年，九○五年）实授，之后执掌泉州军政大权前后二十余年。 王延彬治泉，大修功德，大兴土木，为外地来泉之高僧在开元寺建造清吟院、清凉舍、浴室院、泗洲院、法兴院、法华院、罗汉阁、千佛院、金自院。天复元年，又创净外白衣院、上方院。此外，在泉州开元寺还创建兹恩院、天佑院、建法院和报劬律院，延请僧人居之。 五代“义英，出家开元浴宝院。闽王．审知造金银二藏经，闻英善笔札，征之缮写，厚施以奖劳。英买田三十亩，归粥院。” 僧叔端，尝游钱塘苏台，参叩四方。干符（八七四～八七九年）中以黄巢乱，归隐十年。州牧王延彬虔礼之，因置深凉精舍处端，号明教大师。 唐．天佑（九○四～九○七）中，刺史王延彬以僧文超能诗，构清吟院于开元殿东居之。文超，策经为僧，博洽内外，学号宏教大师，曾擢僧正。 据《泉州府志．方外》载，梁．贞明二年（九一六年），王审知“以木植浮海至泉（州）建塔，号无量寿塔（即开元寺西塔）”。 五代“知琀，梁．贞明（九一五～九二一年）中为开元寺泗州院开山。预言休咎屡征，王延彬命署左街大德。年八十一卒。” 后唐．天成年间（九二六～九三○年），王延彬在开元寺创千佛院，延僧省僜居之。 五代“文展，居开元寺法兴院。秉戒高洁，闭门而坐。日常枵腹，不就王延彬之招。”（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 五代“宏则，文偁弟子。简素不求赢余，稍食亡有，虽王公予膏腴却不纳。王延彬赠句有‘莫怪我来偏礼足，萧宫无个似吾师’之语。”（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 五代“省权，年二十二，能讲律，延彬为创院开元寺，优礼之。”（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 五代“挺赞，居开元寺，王延彬为金身院奉之。陈洪进治州，益严其道，而赞高年矣。宋．开宝五年（九七二年）寂。”（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 开元寺持续兴盛 梁．贞明年间（九一五～九二一年），节度使陈洪进延请僧栖岑演说西方《上生经》。 后唐．天成三年（九二八年），训练使陈敬通铸金身佛像。 后唐．长兴元年（九三○年），王延彬嗣子王继崇任泉州刺史，创建清隐院，延禅僧师寂住持。 后晋．天福二年（九三七年），节度使留从效创建六祖东院，延请僧如岳居之。 南唐．保大间，漳州刺史董思安，其妻率子全武，在泉州开元寺建栖隐禅寺，以荐冥福。 南唐．保大四年（九四六年），王延政从子王继勋在泉州开元寺建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经幢。 经幢八角八面，高一百二十百米，坚刻七十六行文字，除主要部分经文外，又刻记施舍建经幢人的姓名，其中有许多地方官员，如“州司马专客务兼御史大夫陈光嗣”、“州长史专客务兼御史大夫温仁俨”、“军事左押衙充海路都指挥兼御史大夫陈匡俊”、“榷利院使刘拯”，还有“光禄大夫检校尉持节泉州诸军事守泉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琅玡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王继勋”等。以上官职，多为史书所缺，可为五代史职官志补白，亦是研究泉州五代时社会经济史、海外贸易史的重要实物材料。 经幢构件上的浮雕飞天，皆赤脚裸露，身体修长，保留着飞天雕刻风格，亦为是很好的佛教艺术品。经幢铭文还记载，造经幢的石灰岩石，是请“僧于浙水募缘，召匠于太湖，采石徙五载，竟未成功。”可见，当时建造此经幢的石料是采自太，其历程是十分艰难的。 经幢上诸地方官员题名，其施舍钱财数目，从一千文、五千文到三十文等。这反映了五代时泉州以刺史为首的地方官员崇信佛教的情况，而他们建造的经幢也是他们的功德碑。 道昭，叔端门下弟子，居开元寺罗汉阁。南唐．保大八年（九五○年），诏征不赴。深通《唯识》，着有《真书唯识论解》八十卷，时人称为“唯识大师”。 五代“栖霞禅师，同安人，居开元寺，以道自高。州牧王继勋将为广居植粮，辞不受。尝有客来止庵中，顾其寒色满屋，解囊金以施，霞置诸床下。七年，客复至，将更施，霞笑曰：‘前惠尚存。’出视，尘封厚矣。客乃叹曰：‘如此道人，谁能垢之？’俛取旧金而去。”（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 五代“从允，居开元寺，伪闽通文一年，取笔书伽陀，遂告寂。”（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 宋．建隆三年（九六二年），留从效改威明庙为上生院，延请僧道岑为住持。 省僜与《祖师颂》、静、筠《祖堂集》 省僜，俗姓阮，五代．仙游人。七岁出家，从泉州开元寺僧可遵。二十岁禀大比丘戒。后云游吴越，遍叩宗匠。归闽后，从漳州保福院从展禅师，为其法嗣。其法系是：福州雪峰义存（八二二～九○八年）——漳州保福从展（八六七～九二八年）——泉州福先招庆省僜。 后唐．天成年间（九二六～九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在开元寺造千佛院，请省僜主持。 后晋．开运初（九四四～九四六年），朱文进杀王延羲，据其位。署其党黄绍颇为泉州刺史，迁省僜居招庆寺，称明觉大师，从学者千许。 后泉州乱，招庆寺毁于兵火。留从效为清源节度使后，重建招庆寺，南唐．保大四年（九四六年）延请省僜为第一世主持。 南唐．保大四年（九四六年），招庆寺毁于兵。留从效舍南园建南禅院即今之承天寺，招庆旧业并焉，留从效延请省僜主持承天寺。这表明泉州招庆寺与承天寺同为南禅曹洞派的寺庙，且两座寺庙的关系十分密切。 开宝五年（九六七年）五月，省僜卒，寿八十，法腊六十一。 后唐．天成（九二六～九三○年）至南唐．保大四年（九四六年），省僜撰《泉州千佛新着诸祖师颂》（简称《祖师颂》），因保存于敦煌宝库得以留存。撰序者为陕西终南山僧慧观，抄录者为敦煌三界寺僧道真。说明五代时泉州佛教寺院与陕西、敦煌佛教寺院联系之紧密。 后周．太祖广顺二年（九五二年），招庆寺僧静、筠编《祖堂集》竟，省僜六秩晋一，为之序。 《祖堂集》是现存最早的禅宗灯录，高丽．高宗三十二年（一二四五年）《祖堂集》十二卷被收入高丽版大藏经，其版现藏于韩国伽耶山海印寺。《祖堂集》自宋以后即在中国失传，朝鲜海印寺的藏本直到近代才重新发现，它是研究中国禅宗史和禅宗在朝鲜半岛传播史的珍贵资料。八十年代，《祖堂集》由日本传回泉州。 《泉州千佛新着诸祖师颂》和《祖堂集》，同为十世纪泉州佛教禅宗的重要典籍，是研究唐、五代泉州佛教思想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其它名寺、名僧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五代》载： “文矩，字湼盘。出言成谶，历历如券。尝诣西院法堂，轮竹杖而入。会有五百许僧染时疫，文矩以杖次第点之，各随点而起。王审知甚加礼重，创崇福寺于泉州以居之。号慧日禅师。” “行修，祝发瓦棺寺。（后唐）同光二年（九二四年），移锡湖西法相寺，依石为室，禅定其中，跏趺而化。寺僧为泥塑封之。宋．咸平三年（一○○○年），赐号慧大师。” “守息，安禅晋江（清源山）五台峰右。有驯虎之异，后因名虎岩。” 此外，在泉州涂关门外法石宝觉山附近乌墨山澳的山坡上，还发现梁．开平三年（九○九年）雕刻的石，石像高一百七十厘米，立姿，赤脚踏仰莲座。现在仍保存泉州开元寺内。 海外交流 泉州僧人智宣，慕义净之举，唐末沿陆上丝绸之路，“结侣渡流沙”，到天竺国求法，在印度住了二十五年，“所至国土，怀古寻师，好奇侚异，聚梵夹，求舍利”。《东南亚的福建人》记载智宣在海外游历三十余国，“取道苏门答腊，在室利佛逝学习梵文，翻译佛经。”后梁．开平元年（九○七年）五月，智宣回到开封，进献辟支佛骨、梵本贝叶经等。 五代时，有西域僧人朝悟大师，持辟支佛舍利，来居泉州开元寺修法，“数有异征”，寂灭之后，寺僧依其容貌，刻木为像，敬奉于功德堂，号“木头陀”，又称“挑灯道者”。开元寺中供有高一．八米的毗卢舍那佛，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有辟支佛舍利，为唐．干宁四年（八九七年）朝悟所纳。 唐末五代高丽僧玄讷来泉州求法，为雪峰义存门徒，泉州刺史王延彬在泉州西门外北峰乡建福清寺以居。玄讷在福清寺驻锡三十年并圆寂于该寺。
宋代 佛教较早传入泉州，到宋代已出现本土化。 逃赋役入佛门成为社会经济的严重问题 寺庙、僧众在北宋大量扩展。 开元寺历五代至宋，旁设支院一百二十所，原额田分布于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以及仙游、莆田、龙溪、长泰等县。 宋．干德间（九六三～九六八年），陈洪进增建延福寺，“支院故有五十余区”，僧侣亦不在少数。 北宋．太宗朝，泉州度僧过滥，到至道三年（九九七年）“已度数万余籍，未度者犹有四千余。”宋初曾下诏全国各县上报僧尼之数。据《宋朝事实类苑．祖宗圣训》记，宋太宗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馁者，今殆二十人矣。”这就是说，以前一人种田，仅可勉强养活三人，如今一人种田却要养活二十人。 原来五代以后，为逃避租赋、徭役，大量家人为僧尼。如宋太宗所云：“东南之俗，连村跨邑去为僧者，盖慵稼穑而避徭役耳。”其时，泉州知州上奏朝廷，太宗云：“泉州奏，未剃僧尼系籍者四千余人，其已剃者数万人，尤可惊骇。”表明宋初泉州逃赋役而入佛门的百姓之众，成为社会经济的严重问题。 于是宋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经济上限制，政治上利用的政策。宋代兴起的程、朱理学在批判佛教的同时，又吸收佛教那些有利于封建统治的部分教义，提出儒、道、释合一的主张。宋朝严格管理佛教，从建寺院到剃度僧尼，都得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实行度牒制度，限制寺院财产。 因此，宋代泉州的佛教，失去唐、五代时期发展的势头。 但是宋代泉州的社会经济繁荣，特别是泉州的海外贸易繁盛，佛教寺院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僧人和善信兴起了历史上没有过的大规模的修寺、建塔、造桥工程。 修寺 唐、五代遗留下来的规模较大的佛寺得到重修，也新建不少的寺庙，如崇福寺、南天寺、法石寺和小雪峰寺，在泉州开元寺建甘露戒坛等。 而泉州的地方官大都延请高僧，改建院堂，改变了对佛教寺院的管理方式。如熙宁年间（一○六八～一○七七年），郡守陈枢改粥院为禅院，延请本观禅师主法华院、大中寺、崇福寺和水陆寺。元丰年间（一○七八～一○八五年），知州乔郎中，以泉州开元寺为禅林，延请僧子琦住持罗山院、承天寺。又如僧宗达，居泉州开元寺之普贤院，知州真德秀延请其主崇福寺。 建塔 宋代泉州开元寺东西二塔的建筑，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泉州佛教寺院积聚的财富。据乾隆《泉州府志．坛庙寺观》转引明朝蒋德璟《双塔记略》云： 开元寺东镇国塔，唐．文偁禅师以本造，凡九级，六年方成，赐名镇国，唐．咸通中（八六○～八七三年），以佛舍利镇塔中。“宋．天禧中（一○一七～一○二一年），改为十三级”。“绍兴乙亥（绍兴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年），灾。淳熙丙年（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年）僧了性重建。宝庆丁亥（宝庆三年，一二二七年）复灾，僧守淳易以砖，凡七级。嘉熙戊戌(嘉熙二年，一二三八年)，僧本洪始易以石，仅一级而止。僧法权继之，至第四级。晋江人天竺院讲主（天赐）作第五级及合尖，凡十年始成。”塔高四十八．二四米。 泉州开元寺西仁寿塔，据《双塔记》云，建于梁．贞明二年（九一六年），号无量寿塔。宋．政和甲午（政和四年，一一一四年），据传有青黄光起塔中，光束直冲云霄，不久变成五色光彩，天明乃灭，因此赐名仁寿。绍兴乙亥（绍兴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年）灾，淳熙年间，僧了性再造，复灾。僧守淳易以砖。绍定元年（一二二八年），僧自证始易以石。嘉熙元年（一二三七年）竣工，先镇国塔十年而成。塔高四十四．○六米。 此外，此外，泉州僧人法超禅师在北宋．皇佑间（一○四九～一○五四年）以亲老归养，建塔其乡，名镇海塔。 北宋．元丰（一○七八～一○八五年）间，僧可遵，居清源遵岩，得施利则镂金缮桥，构筑殿藏，建三石塔于岩之百丈坪。（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可遵》） 石狮的万寿塔，又名“关锁塔”，俗称“姑嫂塔”，在宝盖山上。据《泉州府志．山川》记，关锁，水口镇塔也。登之可望商舶往来，南宋．绍兴中（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僧介殊建。故万寿塔即是风水塔，也是出入泉州湾舶的航标灯塔，塔高二一米。 祖珍，南宋．兴化林氏子，后主承天寺，造七佛石塔于三门之外。 南宋．绍熙间（一一九○～一一九四年），僧守净建资圣僧寺塔、嘉泰塔。 泉州开元寺拜庭有两座波罗门金涂式石塔。通高五．四八米，每面刻四尊佛像，塔身四面刻圆拱龛，龛内浮雕故事图。塔顶四个转角雕刻带翅膀的怪兽，颇似唐墓出土的愧头俑。塔顶为方形石盖，四面刻佛的称谓，顶为复莲盆及多层相轮尖顶。塔顶四个转角坚起的石雕山花、蕉叶。卷云、人物故事画。左边一座塔的须弥座上刻：“右南厢梁安家室柳三娘，舍钱造宝塔二座，同祈平安。绍兴乙丑（绍兴十五年，一一四五年）七月题。王思问舍钱三十贯，乙酉重修。”一九八二年八月，台风刮倒拜庭巨榕，榕树压倒石塔，塔中清理出五代时时泉州刺史王继勋等善信捐资雕刻的佛顶尊胜陀罗经幢。又清理出银质鎏金观音像，背面刻“泉州右南厢宣明坊女弟子柳三娘，与夫主梁安共舍宝塔一座，永充供奉，合家人口等增延福寿。时绍兴十五年六月日”。从铭方舍钱造塔的目的是“同祈平安”和“合家人口等增福延寿”，这表明了宋代泉州佛教的进一步世俗化。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定诸》载：“定诸……尝造塔笋江石盘之上，因置院以石塔名。” 立石经幢 宋代，泉州的僧人和善信，继唐、五代之遗风，创建了不少的石经幢，对佛教在泉州的传播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现存的还有“淳化元年（九九○年）庚寅岁十二月二十八日”创立的《泉州招庆禅院大殿前佛顶陀罗经幢记》，为招庆禅院僧元恪撰，是“清信长者刘熙与弟阐，同发菩提心，舍净地之所建。”可见，这座唐末义存分灯弟子的招庆寺，北宋仍然存在。 淳化二年（九九一年），泉州承天寺的陀罗尼经幢，为僧人严福舍资所创建。 泉州水陆寺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为僧宗美撰文，经幢为善信陈僧舍所居地为基址，创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一○○八年）。 天圣三年（一○二五年），承天寺陀罗尼经幢，为僧体明等人施舍所创。 开元寺天对九年（一○三一年）陀罗尼经幢，为泉州清凉院僧智贤募缘所创。 此外，还有南安丰州桃源宫的尊胜陀罗尼经幢，高高七．八米，八面正书，全幢七层，雕刻精美，有重翼羽状飞天。为“南安县清信女弟子葛门陈二十二娘……夫葛二十七郎”舍资创建。建经幢的目的是为“考妣二亲追荐……同保平安，特抽襄贿虔于当境神仙坊”建经幢，并凿井一口，时北宋．天对三年（一○二五年），经幢保存完好，为现存经幢之典型。从经幢上的文字看，北宋泉州的善信，佛、道都求，这是佛教世俗化趋向的又一例证。 还有泉州北门通天巷的陀罗尼经幢，通高六米，作十三层，但文字多剥蚀，檐角雕刻羽翼和飘带飞天。其造型同丰州桃源宫石经幢，但造型较小而已，应是北宋所创。后经幢被围入泉州机电厂，为保护起见，一九八六年移至承天寺内。 泉州南宋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为长方形，四面，高五十五厘米，每面宽三十二厘米，辉缘岩雕成，保存完好。正面浮雕弥陀佛坐像，肩后浮刻一个光圈，跌坐仰莲台上，身披袈裟，面庞丰润，两耳垂肩，慈眼下垂，佛像高二十五厘米。弥陀佛屈右臂，作佛心印，左手平放腿上。纪年为“嘉定八年（一二一五年）岁次乙亥六月十四日造”。这是泉州发现的有纪年的唯一南宋石经幢。 石雕佛像 宋代泉州佛教石雕塑像也有很高的水平。 较著名的有晋江县东石镇岱山南天寺的石雕弥陀、观音和势至坐像。佛像高六米，宽三米，造型魁伟，形态威严而稳重，现出文静和慈祥。该三尊坐像，是僧守净在南宋．嘉定（一○二八～一二二四）中未建石佛岩时所镌，并刻“泉南佛国”四大字于旁。 晋江金井镇小三村西资岩五尊石佛雕像（仅存三尊），据《福建通志》载，为宋．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年）创建，正中如来佛高四．六米，肩宽一．六米，两旁观音、势至稍次之，妆金身，赤足踏莲台。 泉州北郊清源山瑞像岩石室的释迦立姿瑞像，依山石雕成，高四米，宽一．五米，神态庄严肃穆，慈祥大方，左手下垂，掌心朝外，右手高举平肩，作无畏手印，首饰螺髻。岩上刻“大宋．元佑二年（一○八七年）岁次丁卯，众造释迦瑞像”。 还有泉州东北郊赐恩岩石雕观音坐像，高四米，肩宽一．九二米，六道垂发分披双肩，双手切合，掌心向上，慈眼低垂。据《闽书》引泉州《淳佑志》云，“元佑间（一○八六～一○九四年），民夜间见光相，镌白衣观音像于岩端”。 此外，泉州还有许多宋代佛教石雕像，刻工圆熟，是为泉州佛教艺术雕刻的珍品。 如大型力人柱础石雕，高八十二厘米、头顶直径三十厘米，赤脚左膝跪地，左手撑腰，作用力状。力人足与手腕皆带圈饰，上体裸露，腰部缠带打结。头部嘴宽、鼻大、眼大、眼皮下垂，额上有深皱纹，头顶戴菩提树叶编成的帽子，两耳大而垂肩。就力人的整体看，完全是西南亚人的形象。《诸蕃志．天竺国》云，北宋．雍熙间（九八四～九八七年），天竺僧人罗护那航海到泉州，“买隙地建佛刹于泉之城南，今宝林院是也”。这是外国僧人在泉州建的唯一的佛教寺院。此大型力人出土于南门城基础，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是宝林院的建筑构件。 泉州崇福寺有两尊宋代石雕像，刻工精细传神。既为泉州宋代佛教小型石雕珍品，又表明崇福寺曾是南禅宗寺院。 石雕之一是一位修行的尊者，辉绿岩雕成，高六十九厘米、肩宽二十八厘米。尊者头发卷曲，胸前肋骨条条突出。右手执经卷，左手摸在头顶上，面部表现出“顿悟”的喜悦表情，雕工传神。一九五四年，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杂志，第一、二合刊期，登载约翰．福斯特文章，认为该石雕的题材，似是印度的涅盘。但是我们从尊者的面部表情看，更像是佛教禅宗的“顿悟”表现。 另一尊佛教小型石雕像是佛教禅宗始祖达摩的坐像。辉绿岩雕成，像高五十八厘米、肩宽二十二厘米。坐像头部侧向右，头无发，合眼、闭嘴，两颊皆胡须，面形像西南亚人。两手合抱平抬于宽大的袈裟里，足履僧鞋外露，衣褶刻工流畅。 宋代泉州佛教著名石雕还有开元寺镇国塔须弥座上的佛传图浮雕。这一列佛传图浮雕原有四十方，现仅存三十八方，皆用泉州的名产枣玉晶瑚青石雕成，石质柔韧，刻工精绝。其艺术水平，远胜于镇国塔塔身上的菩萨、天王和力士石雕。这群佛教神话故事石雕的内容，大都取材印度，但石雕的人物装束及周围环境布置，已经全部中国化了。这群艺术石雕作品，可称古代建筑中之瑰宝。考古学家认为，堪与南京栖霞寺、山西云冈石窟的佛传图雕刻相媲美。一九三五年，瑞士人戴密微、德国人艾克合着《刺桐双塔》一书，把这雕刻群誉为“神奇的雕刻艺术”。这一雕刻群，既反映宋代泉州佛教的文化艺术，又反映了宋代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 造桥 宋代，泉州僧人造桥尤其突出，有利交通的发展，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是造福千秋万代的公益事业，同时也是弘扬佛教思想文化的一种手段。 宋代泉州十座著名大石桥的兴建和修建，有七座与佛教僧人有关。 如横跨泉州与惠安之间的洛阳江上的万安桥（俗称洛阳桥），全长八百三十四米，宽四．九五米。桥的南北两端各造四座塔，其中一座婆罗门金涂式塔上，刻《偈菩月经》及释迦造像。桥堍上各有四尊石力神，守护桥头。这一切均按佛教的要求而为之。据乾隆《泉州府志》载，皇佑五年（一○五三年），僧人宗善等倡议造石桥，以后泉州太守蔡襄续之。 安平桥，横跨晋江安海镇与南安水头镇之间，据乾隆《泉州府志．水利桥渡》记，宋．绍兴八年（一一三八年），僧人祖派倡建。绍兴二十一年（一一五一年），泉州太守赵令衿续之。桥长二千二百五十一米，约五华里，俗呼“五里桥”。桥上建有佛教塔幢数座，桥头有石力神守护，桥的中亭祀观音。 石笋桥，俗称浮桥，在泉州城临漳门外，横跨晋江下游。绍兴三十年（一一六○年），僧文会倡建石桥，全长约二百六十多米，桥上南北两端各建有四座婆罗门金涂式石塔，塔上刻释氏成佛的故事，桥头有力士守护。为解决两桥墩间的跨度过长，石笋桥采用“伸臂式”的砌筑方法，这是宋代泉州僧人的创造。 凤屿盘光桥，在泉州东门外，横跨浔美、乌屿间，宝佑年间（一二五三～一二五七年），僧人道询建（今于桥址筑跨海长堤），长一千三百多米。 普利大通桥，在今石狮，绍兴十二年（一一四二年），僧人智资董其事，长六百多米。 玉澜桥，在府治东南二十公里，横跨海港三千三百多米，绍兴年间（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僧人仁惠修。 苏埭桥，在晋江县海尾乡，长七千二百多米，以通泥难行处，绍兴二十四年（一一五四年），僧人守徽建。 此外，宋代泉州僧人还建造、修建许多石桥，几乎遍布各县，比较著名的有： 泉州临漳门外的龟山桥、棠阴桥和甘棠桥，皆庆元四年（一一九八年）僧人了性重修。 登瀛桥，在十九都，僧人道询建。 悲济桥，皇佑年间（一○四九～一○五四年）泉州僧人法超建。法超以亲老归养，乡有水为海支港，寒月潮汐，行人出没泥涂间。超悯之，募造石桥，长八百尺，凡一百三十间，中为亭，以休来往，名曰悲济桥。 蚶江桥，在二十三都，元符年间（一○九八～一一○○年），僧人怀应建。 龙尾桥，在二十三都，僧道询建。 吟啸桥，在三十都，咸平年中（九九八～一○○三年）僧人行珍等易为石桥。 濠市桥，在四十都，大观年间（一一○七～一一一○年），僧人宗爽建。 安济桥，在四十五六都，干道八年（一一七二年），僧人了性建。 康溪桥，在四十五六都，庆元二年（一一九六年），僧人绍杰建。 濠溪桥，在四十五六都，大观年间（一一○七～一一一○年），僧人宗爽建。 金□桥，在四十七都，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年），僧人白昕等建。 金鸡桥，在南安九日山下，横跨晋江，南宋．嘉定年间（一二○八～一二二四年），僧守静始建石桥，长一百余丈有奇，上构亭屋。后水决其半，僧惠魁重修。 严浦桥，在二都，嘉熙二年（一二三八年），僧人宗佑重修。 惠安县獭窟屿桥，开禧年间（一二○五～一二○七年），僧人道询建。 名僧名著 宋代，泉州佛教寺院出现一批著名僧人，他们或以佛理精通，或以道术精深，或能文善诗而著名。他们在学佛的同时，又兼通儒术，以便与儒家争辩抗衡。 “行通，博洽经论。州刺史陈洪进以旱请雨，通期三日，果如所言。洪进奏赐命服，名法慧大师。” “道岑，齓年为开元药师僧，蕴藉能下人。宋．建隆三年（九六二年），归从效，以威明王庙改上生院居，岑为第一世。陈洪进继治，予岑僧统印，赐号法济大师。”（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道岑》） “谷泉，号大道禅师，为僧南岳芭焦庵。尝至湖湘，参慈明禅师，还而作偈曰：‘相别而今又半年，不知谁共对谈禅。一般秀色湘山里，汝自匡扶我自眠。’”（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谷泉》） “至聪，居开元寺，说经妙乎空有。”（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至聪》） 戒环禅师，居开元寺，空寂自怡，深造道妙。曾作《法华经》、《楞严经》要解，又作认《般若经》、《法华经》和《楞严经》，为以后谈佛道者之宗。 清豁禅师（？～九七六年），俗名张玄应，五代末宋初．福州永泰人。 五代．闽国．龙启元年（九三三年），清豁礼福州鼓山神晏兴圣国师落发受戒，后与冲煦长老结伴礼谒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清豁经契如庵主点拨，虽得个信处，然不能完全自肯。于是云游四方，参访佛教名家，印证佛理。又前往泉州礼睡龙山道溥禅师。道溥禅师遂予印可，并接纳为入室弟子，成为道溥法嗣。 南唐．保大十五年（九五七年），清豁禅师募建泉州开元寺上方院，居之。后清源军节度使兼泉南等地观察使留从效之邀，出任漳州保福寺主持。 北宋．建隆三年（九六二年），清豁辞众归山，到安溪县依仁里（今龙门镇溪瑶村）贵湖山青林岩（时称龙安岩）结庵定居，是青林岩开山祖师。太平兴国元年（九七六年）冬圆寂。太平兴国二年（九七七年），刺史陈洪进奏赐紫方袍，号性空禅师。 “元应，依兄从允为僧，后卜庵贵湖，与清豁邻居。开宝三年（九七○年），漳刺史陈文灏创寺泉南曰报恩，致应主之，奏赐紫衣，定号惠禅师。”（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元应》） “禹昌，博闻强识，苦节自励，孑立寡与，后隐阳原山，赋山居十章，有‘饥食无名草，寒烧落叶薪’之句。门人迎归，卒。”（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禹昌》） “道善，祥符（一○○八～一○一六年）中居伏虎岩，与虎同寝，时抱虎子示人。元．景泰间，邑人连应元刻其事于岩石。”（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道善》） 定诸，晋江人，精心内典，兼通儒书，有《法华》诗集行世。 宗已，智能过人，初主资圣院，夏讲经听者千人，后又主持承天寺、千佛院、宝林院。 “法周，住开元寺，号文慧大师。咸平（九九八～一○○三年）中，郡守宿翰至寺访之，行殿墀，见其下数茎草，指问曰：“旧谓紫云盖地，凡草不生，因甚今却有此？”周应声曰：“地因培客土，凡草有时生。”翰深叹服。天圣元年（一○二三年），趺坐而化。”（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法周》） “惟慎，戒行洁清。天圣（一○二三～一○三二年）中，游京师，归。会鲁公问曰：‘阙下无禅侣，如何住得君？’惟慎应声曰：‘敢言知己少，性本类孤云。’太守简以主西山广福辞归，居罗山禅院。”（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惟慎》） “寿长，风度凝远，尝游京师，及还，郡守蔡襄选居僧正。熙宁（一○六八～一○七七年）中，少卿丁竦延之尊胜，未几去。年七十七终。”（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寿长》） 法辉，居广福院，禅余以诗自娱。 本观禅师，北宋．晋江人，熙宁间（一○六八～一○七七年），太守陈枢延主开元寺粥院，参政吕吉父复延主开元寺法华院。连奏赐锦衣及圆觉师号。后复连主大中、崇福、水陆诸寺。他如尊胜阁像、石笋桥亭，皆观所造。 “宋．洪氏女，名圣保，居将军岩岩。年五十，于惠安龙泉出家，布衣，一食或绝粒。逾年，（北宋）皇佑（一○四九～一○五四年）间，乡人夜闻音乐声，次早结发更衣而卒。”（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 招庆禅师，晋江人，皇佑（一○四九～一○五四年）中入漳州开元寺祝发，与孙觉、秦观、僧道潜相善。道力深厚，广大微妙，无不通达。后为人说法，或以经论，或以老庄，或以卜筮，或以方药，下至俗谛，皆能随其根器，是精通儒、道、释、巫、医的通才。 “可遵，胡髭碧眼，状如胡僧。居清源遵岩，得施利则镂金缮桥，构筑殿藏，建三石塔于岩之百丈坪。北宋．元丰（一○七八～一○八五年）间，太守王祖道延主开元尊胜。”（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可遵》） 僧普足，永春人，得法于大静山明禅师。北宋．元丰六年（一○八三年），居安溪清水岩，据传有祷雨、驱鬼异能。佛教僧人得法祈雨、斗鬼皆佛教受道教影响世俗化的表现。后累受封赐，名为清水祖师。 子琦，北宋．惠安人。讲贯群经，尤长于《楞严经》。历居名山，皆成藂席。后居庐山，泉守陈偁延归，使主罗山。后主承天。崇宁（一一○二～一一○六年）中，以太守潘珏奏赐紫衣，号昭觉大师。有《五会语》传世。 “守卓禅师，开堂东京，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年）腊七示寂。”（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守卓禅师》） 有朋禅师，北宋．南安人，元丰二年（一○七九年），泉守陈枢致朋主教开元寺，宣和六年（一一二四年）寂。有《两会语》、《颂禅余咏》行世。 庆老禅师，南宋初泉州人，能文而禅，与李邴结庵于清源山舟峰之麓。所著《临济宗旨》一书，补充了僧惠洪《僧宝传》内容之不足。 “继松，出家开元寺天佑院，清修自厉，未尝惰容。夏则取水以饮行道，如是有年，时人名之曰‘施水道者’。”（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继松》） “道潜，南安黄氏子。参诸名山，适其兄教授饶州，奉母之官。潜至饶省侍，遇巨盗破城，潜负母逃归。游五峰龟岩，翦棘屏翳，十七年不出。老而退居承天，作放生池，大旱不涸。卒年八十。”（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道潜》） 宗达，字无外，南宋．晋江人，有诗名。居开元寺普贤院，真德秀延以主崇福寺。考订佛经诸伪字，禅门宗之。 太初，南宋．晋江人。严律行，兼能诗、古文。住开元尊胜，后主报恩寺、大沩温寺。尝出《孟子．夜气章》以授学者，名《牛山经》。作文简严有体，如泉州《承天寺僧堂记》。 “雪径，居晋江承天寺，奉诏至京说法，称旨，有金襕袈裟御扇之赐。”（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人物志．仙释．宋．雪径》）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泉州佛教与儒、道合一的表现 宋代，随着泉州佛教的本土化和世俗化，佛教日益与儒、道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逐步形成泉人不管什么菩萨，见佛便拜的独特习俗。 泉州南安九日山下有延福寺（太康年间建），寺内水陆堂祀民间俗神通远王。进士李邴作《延福寺水陆堂记》里，对慧邃禅师以佛戒改造远王神祠的杀牲祭祀行为，表示了高度的赞赏。说“师以佛戒信于神，其有不信于人乎；神以佛戒惠于物，其有不惠于人乎？是佛与神交致其道、人与物两蒙其利”。这些都是佛教改造神仙信仰的例证。 从九日山延福寺的历史看，唐．咸通年中（八六○～八七三年），在延福寺里建灵乐神祠，祀通元王。宋．元丰年间（一○七八～一○八五年），开始在通远五神祠举行由地方官员主持的航海祈风典礼。 宋．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年），慧邃禅师以佛戒改造世俗化道教的祀神仪式，美其名曰“是佛与神交致其道，人与物两蒙其利”。但是南宋泉州地方官员却不遵守此佛戒，他们仍然于每年夏、冬两次祈风于九日山通远王祠，又是“桂酒椒浆，为舟预请”，礼毕，又是“饮福”。 如果从唐．咸通以后延福寺发展的历史看，它实际是佛、道融合的发展见证，至北宋．元丰以后，道教俗神通远王神的声誉，已远远超过延福寺的佛教，以致九日山摩崖尽是祀通远王神的祈风石刻。 南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在《祭大仙祈雨祝文》云，“夫以佛道之尊，仙道之大，固万灵之所命”，把仙、佛放到同等地位一起祷祝，这是宋代泉州儒、道、释合一的事例。 佛、道的融合，在一些僧人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是佛教受道教影响而世俗化的表现。如： 招庆禅师为人说法，或以经论，或以老庄，或以卜筮，或以方药，下至俗谛，皆能随其根器，是精通儒、道、释、巫、医的通才。 僧普足据传有祷雨、驱鬼异能。 僧道询，南宋．惠安人，据传遇王阳仙人，授以粒丸，服之而得道术，能“朗悟内典，精勤戒行”。 海外交流 北宋．雍熙年间（九八四～九八七年），天竺国僧人啰护哪航海至泉州，番商因为他是外国僧人，竞相以金缯珍宝布施，啰护哪用所得财物，在城南购得一隙地建佛刹，有殿宇三进和放生池，称宝林院。 宋．元佑二年（一○八七年），泉州海商徐戬，先受高丽财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等二千九百余片，用海舶载去交纳。 南宋．嘉定十年（一二一七年），日本僧人庆政上人随泉州回舶来泉，侨寓泉州开元寺学法。翌年回国时，从泉州开元寺带回福州版《崇宁万寿大藏经》两部，今仍存宫内省书寮；还从泉州带回在泉州阿拉伯侨民中流传的“南蕃文字”的阿拉伯诗歌集《波斯文书》，对日本译经事业和中国印刷术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日本宫内厅图书寮所藏福州版大藏经的《大涅盘经》卷三十三的版心中有“日本国僧庆政舍”的题记，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三的版心有“日本国僧庆政舍，周正刀”的题记，又《大般涅盘经》卷三十六的版心中有“日本国僧行一舍版十片”的题记。高山寺旧藏的《波斯文书》的前言中写有：“此是南蕃文字也，南无释迦如来，南无阿弥陀佛也，两三人到来舶上望书之。尔时大宋嘉定十年丁丑于泉州记之。” 宋．咸淳三年（一二六七年），日本法师大拙祖能，率数十僧人到泉州开元寺学禅，回国后在楞岩寺讲经，听者竟达三万多人。 宋末元初泉州少林寺毁于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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