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抗战时期的永春物价　　　　　　　余星丰

历史上永春商业颇为发达，不少永春人在海内外从事商止活劫，有“无永不成市”之美誉。唐代盛均《桃林场记》有“凌晨而舟车竞来，度日而笙歌不散”之语，足见当时的繁荣景象。明朝以前，永春境内，一都圩、蓬壶马跳圩、湖洋绵凤圩和城西金峰圩一度相当繁华，是泉州、仙游等沿海海产品同德化、大田等内地山货交换的集散中心。1920年，五里街新街建成，大宗山货和粮食从德化、大田、尤溪等县输入，南安的诗山、码头、金淘等地民众和粮贩到此地采购，因此，五里街成为永春和邻近各县主要的粮食市场之一，每日交易量上百袒。抗战前夕，城区与五里街两地商户达850家。

民国初期，永春军阀混战，耕地荒芜，粮食欠缺严重。抗战之前的1936年，一担米价6.97元。1937年“七．七”事奕之前，一担涨力7.87元。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曾七次出动五十一架次飞机狂轰滥炸当时属国统区的永春县城，死伤数十人，民房与店铺被毁，损失惨重。市上米价每担涨为8.4元。九月，城关、五里街米商不按商会规定，（每斗米粜1.1元），随意抬高米价，斗米价1.6元，甚至囤积居奇。九月中旬，国民党县府出面干预，发布“民字75号之训令”，规定：上等“火绞”米每石（160斤）11元，臼米每石（150斤）10.35元，随意抬高者将按捣乱后方治罪。九月下旬，又出示“军政局”文告，规定：上等“火绞”米每石不得超过11元 ；上等臼米每石不得超过10.35元；上等稻谷每100斤不得超过5.5元；食监每100斤不得超迅6.8元；其它日用品售价不得超出原货价10%（扣除运费）；非经政府核对之货物不得故意匿存。全具挨家挨户进行检查，将储存户按拥有产业多寡分为甲、乙、丙、丁、普通、贫苦六个等级；有一万元以上产业者为甲等户，可储粮200担、盐200斤；八千到一万元为乙等户，可储粮150担、盐100斤；五千至八千元为丙等户，可储粮100担、盐100斤。其它依此类推，贫苦户可存粮五个月，存盐一年以上。

在发生米荒时，又爆发了盐荒。当时食盐由政府定价，名为“官盐”。抗战之前的1936年11月，因永春、德化、大田官 盐包商，抬高盐价，经省主席陈仪下令查办，标封盐局，自后全省盐政收归官办。抗战之初，五里街一带盐商只有存盐1800多担，每担盐要附加建设费一元。1937年8月3日，永春盐商私自将每100斤盐售价提到9元。县府发布文告：在非常时期，售盐者必须持政府发给的授盐许可证，方能买卖，每100斤食盐不得超过6.8元，私自抬价者给予警告，再违者将行重惩。1937年底，县府民囤盐，每人半年五斤。

1938年，乃遏制物价风抬，具救济工作团不得不邀请在永春的基督教中外牧师参加救 济工作和查封粮仓。县商会组织的平粜会，派员到处采购粮食，以缓和米荒。四月底，作为缺粮县的永春米价又大涨，斗米1.95元。5月10日，厦门沦陷，永春外米断绝，县府宣布粮食为非自由商品。5月中旬，县府将原“粮食推持委负会”改组为“粮统制委员会”，并出告示：糙米每 斗1.5元，白米每斗1.65元，实行“公斗”（10斤），废除私斗（16斤），严禁奸商私运出境，违者没收。6月1日，县府开仓平粜以度春荒，每100斤米价7元。7月，市场萧条，城关、五里街商店倒闭10多家。10月，据县府摸底，全具仍缺粮5万担。金门、福州、厦口相继沦于敌手后，永春共设55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五千多人，给本已缺粮的永春雪上添霜。

1939年，永春县商会已无力维护物价失衡局面，县长出面设立“物品平价会”，由各 阶层名人乡贤组成，每周评议一次物价。临近春节时，米粮奇缺，县府电令各区调查存粮，设法组织人员采办。华侨平粜会、县商会平粜会、各区平粜局等四处奔波找粮源采购供应灾民，千方百计努力，但也只能供应五分之一的缺粮户。2月，永春《崇道报》载称“永春米价贵如珠”。三、四月间，永春市场上的物价与二个月前相比：烟台生油每担从30元涨为40元，香菇每担从170元涨为240元，薄菇每担从140元涨为200元。五月，全县各地平价会作会不一，造成混轧，市场疲软，加上货源匮乏，五里街商店接连倒闭。县府出面重申全县物份划一，乃防商人阳奉明违，由警察局监督执行。下令悬牌明码标价，规定牌板规格（宽一尺，长一点五尺，黑色底）。八月，全县共设八个登记处，要求各商家在二十四小时内填报库存各种商品，以待备查。县长还出面劝勉商民稳定市场。八月底，“物品平价会”改为“物品评价会”，给予实权，设总务、调查两组，其任务是：调查物品供需情况及其成本，调查物品缺乏种类和审查物品等级、质量，评定物品价格与稽查售价情况，还要计划调节物品的供需和指导改善营业方法。每月召开两次坪价会。11月之后，永春米价高居全省之冠，每50公斤梗米84元，白米99元，地瓜干32元。

奸商趁火打劫。1939年，永春粮食商贩以有利可图，大量增加，申请登记的就有121家。他们操纵市场，抬价杀价，买青苗，放粮贷（春借一担秋还三头即一担半），掺假混杂，大秤入小秤出，什么样手段都使用，造成市场紊乱。

1939年5月15日，泉永德公路奉命全线破坏。泉外到永春的交通不得不全靠水运，因价格不一，时常发生争讼和斗殴事件。秋冬之际，永春和泉州两地官员协商，将价格划一，规定 ：从泉州到永春，货物每50公斤运费1.7元，客票每人7元 ；从永春到泉州，顺水行舟，货物每50公斤运费1.2元，客票每人2~3元。

1940年，永春市场上更是百业凋弊，物价飙升。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等纷纷出动管理市 场份价。但凡是政府管事的物资，市面上都有明暗两样。县长不时责令警察所整肃物价，由于官场日趋腐败，所谓整肃的成效甚微。1到4月，永春市切物份比较：面粉每包从18元升为26元，白糯米每斤从0.56元升力0.74元，猪肉每斤从1元升力1.1元，盐每担从13.9元升为15.5元，柴每 担从2.2元升力3元，香菇每斤从2.8元升为4.8元。5月，发生米荒，白米每斗价格16-17元，为全省之冠。旅居南洋的永春华侨前后捐款近10万元，在永春设立海外华侨平粜会。6月，德化拨大米2500担接济永春米荒。即使这样，许多百姓仍买不起粮食，只好用野菜、树皮充饥，饿死、自尽身亡者多。城关、五里街、蓬壶等地屠户肆意抬高价格，造成肉荒严重。县长下令警察所出面干预。5月27日，七屠户被扣押，戴纸帽游街示众。9月1日起，永春实行计口授盐，每人每月初发12两（旧制每市斤16两），后减为8两，民众均感不敷。每斤盐价份4一5角，黑市价则高达2元多。11月4日，县长在明伦堂召集会议，将“物品评价会”改“物品价格评议委会”，由县长、主管科长、县商会主席、警察所长、贸易公司经理、农会干事等九人组成班子，县长亲自挂帅，地点设在政府内。下设评价、总务、分配、执行、展拓等股室。每周评议价格一次，按油、柴炭、蔬菜、肉、棉花、棉布、食杂、日用品、药材等分类公布。县府三令五申，但仍有许多商贩无视评定价格。县长下令将城关和五里街10多名奸商交给警察所处置。11月21日，警察押着这些奸商，逼其戴高纸帽、敲锣子从城区到五里街地游街示众。不久，全县各地相应成立“物价评议分会”。当时永春《崇道报》截：物价评议会“为欲货价平宜，货价予以评低，反致货荒”。

1941年，永春的米荒、盐荒、肉荒、柴炭荒持续不解。春市前后，县府由警察所出面，调制肉荒，规定13条办亦法，其中规定每人只准购肉半斤，每斤价格2元。3月15日，永春成立公沽局，登记全县各户存粮，派购平价粮。实行计口授粮，每人每日米量，生斤者1斤，销户12两。企图垄断粮食市场，稳定物价。但由于货源枯竭，政局腐败，造成市场更大混乱，富户、奸商趁 机牟利。德化三班颜肃斋日记裁：“泉（州）南（安）日有数百人人永（春）买米，致米价日亦数升。”永春到德化抢购食者“每天计数十批”，致使“德（化）粟价不断高昂”，“闻说认籴多无米，外地缺食饿死甚众”。是年永春缺粮26.75万担，邻县输入仅10,8万担，3月中旬每50公斤米131.3元，6月上旬涨至184.6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南洋与中国大陆关系断绝。

永春为福建省四大侨乡之一。在抗战初期，许多人靠侨滙维系艰难岁月。为接济米荒，在南洋的永春华侨筹集大批捐款，购买大米运回永春平粜，救济征人家厉和在厦口鼓浪峙的永春难民。1938年，全具侨滙共法币579,8万元。是年11月，县救济难民会派李汉青到南洋募捐，南洋各地永春籍华侨捐款达15万元法币。1939年，全县侨滙法币1682.2万元，1940年为4993.45方元。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滙中断。省府拨给永春侨眷赈款法币一万元。但杯水车薪，许多长年依靠侨滙维持生汁的侨眷生活无着，只好变卖家产，卖儿卖女。有的妇女逃荒改嫁德化、大田、永安等地。症疾、鼠疫、霍乱年年流行，有的山村变成无人村。由于长期缺盐，不少百姓患上水肿、脚气病和大脖子病，直到解放后才得以根治。

1942年，因粮源缺乏，粮价上涨，且群众抵制，国民党县府撤销公沽局，并癈除“石、斗、升”制，改为斤、两制。该年12月14日，省财政厅厅长严金淦到永春视察，发现街尾第一粮仓仓管负用重秤（秤舵下贴米粿）盘剥群众，当场将其扣押惩办。

1943年春旱灾，德化三班颜肃斋日记裁：“米粟日曰价升”，“今日六元五角，明天七元，后天八元、或十元，粟每挑（担）今日三百六十元、三百八十明天四百元。富人把粟贩永（春），内地闭籴，贫人告米无门。”所记物价虽为德化情况，但永春与德化毗邻，物价与之相差无几。该年通货膨胀，青黄不接时，永春每50公斤大米价格高达8000元法币。福建省赈济会在永春设立的第四公典局于6月1日开业，专供侨眷典当。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永春部分物价情况为：食盐每斤73元，糯米每斤400元，面粉每斤262元。猪肉每斤170元，白米每斤250元，鸡每斤140元，蛋每粒40元，白菜每斤12元，松柴每斤在城区5.5元，在五里街5.7元，花布一匹3万元，火柴1盒80元，香菇每斤480元。

纵观八年抗战期的永春物价，确实令人触目惊心。有的货物价格的增长幅度达到上百倍。图民党永春政府为平抑物价，多次出面采取行政干预，并由华侨和商会等社团勉力协助，取得一定成效，这在当时的幅建省是比较典型的。但仍远远未能剎住物价的飞涨，严重影响了当时永春的工衣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当年国民党永春县政府曾不得不检讨物价失控的原因，归纳为三条：一是贫富悬殊到登峰造 极地步，贫多富寡；一是奸商囤积居奇；再是私运、投机倒把者猖獗，管束不严。其实，物价失控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 无能。抗战中，国民党当局借抗战之名，发放数额巨大的救国公债、救国捐、国防捐、建设公债等，年年加码。民谣嘲讽云：“无物不要税，只有屁无捐。”1937年10月，县府摊募“救国公债”20万元，后乘法市贬值，公债票成为废纸。1940年的房铺税就比1939年提增4倍。大小官员 无不中饱私囊。在八年抗战中，永春共上任八个县长，其中二个上任不到半年便下台。权力更迭频繁，即使欲有所作为，也无能为力。且不说官场日 趋腐败，有多少人是贪污枉法的。1940年4月，邻县德化县长杨喻仁借统制粮食为名，以贱价向民间强买米谷数万担，以高价转卖外县，发了一笔国难财，后被控免职。永春的国民党官场同出一辙，曾出现百姓具结上书国民党省政府弹劾县官贪賍枉法。1937年9月到1943年底，永春被抓兵近7500人。沉重的捐税和民力摧残，压得百姓喘不过气，饿殍遍野，家破人亡，背井离乡。1939年永春出洋1045人，1940牢出洋1100多人。据1940年3月2日《崇道报》载：永春有水客（蛇头）包运壮丁出国，每名收费1300元。抗战时局纷乱，物价失控，又祸嫁于民，造成社会动劫荡。物价是社会的晴雨表，直接牵系着千家万户平民百姓的生存，关乎国计民生。谈谈抗日战争时期永春物价，旨在以史力鉴。

附：1912丁1918年、1931年、抗武吋期永春主要物价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