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抗戰時期的永春物價　　　　　　　餘星豐

歷史上永春商業頗為發達，不少永春人在海內外從事商止活劫，有“無永不成市”之美譽。唐代盛均《桃林場記》有“淩晨而舟車競來，度日而笙歌不散”之語，足見當時的繁榮景象。明朝以前，永春境內，一都圩、蓬壺馬跳圩、湖洋綿鳳圩和城西金峰圩一度相當繁華，是泉州、仙遊等沿海海產品同德化、大田等內地山貨交換的集散中心。1920年，五里街新街建成，大宗山貨和粮食從德化、大田、尤溪等縣輸入，南安的詩山、碼頭、金淘等地民眾和粮販到此地采購，因此，五里街成為永春和鄰近各縣主要的粮食市場之一，每日交易量上百袒。抗戰前夕，城區與五里街兩地商戶達850家。

民國初期，永春軍閥混戰，耕地荒蕪，粮食欠缺嚴重。抗戰之前的1936年，一擔米價6.97元。1937年“七．七”事奕之前，一擔漲力7.87元。抗日戰爭爆發後，日寇曾七次出動五十一架次飛機狂轟濫炸當時屬國統區的永春縣城，死傷數十人，民房與店舖被毀，損失慘重。市上米價每擔漲為8.4元。九月，城關、五里街米商不按商會規定，（每斗米粜1.1元），隨意抬高米價，斗米價1.6元，甚至囤積居奇。九月中旬，國民党縣府出面干預，發布“民字75號之訓令”，規定：上等“火絞”米每石（160斤）11元，臼米每石（150斤）10.35元，隨意抬高者將按搗亂後方治罪。九月下旬，又出示“軍政局”文告，規定：上等“火絞”米每石不得超過11元 ；上等臼米每石不得超過10.35元；上等稻穀每100斤不得超過5.5元；食監每100斤不得超迅6.8元；其他日用品售價不得超出原貨價10%（扣除運費）；非經政府核對之貨物不得故意匿存。全具挨家挨戶進行檢查，將儲存戶按擁有產業多寡分為甲、乙、丙、丁、普通、貧苦六個等級；有一萬元以上產業者為甲等戶，可儲粮200擔、盐200斤；八千到一萬元為乙等戶，可儲粮150擔、盐100斤；五千至八千元為丙等戶，可儲粮100擔、盐100斤。其他依此類推，貧苦戶可存粮五個月，存盐一年以上。

在發生米荒時，又爆發了盐荒。當時食盐由政府定價，名為“官盐”。抗戰之前的1936年11月，因永春、德化、大田官 盐包商，抬高盐價，經省主席陳儀下令查辦，標封盐局，自後全省盐政收歸官辦。抗戰之初，五里街一帶盐商只有存盐1800多擔，每擔盐要附加建設費一元。1937年8月3日，永春盐商私自將每100斤盐售價提到9元。縣府發布文告：在非常時期，售盐者必須持政府發給的授盐許可証，方能買賣，每100斤食盐不得超過6.8元，私自抬價者給予警告，再違者將行重惩。1937年底，縣府民囤盐，每人半年五斤。

1938年，乃遏制物價風抬，具救濟工作团不得不邀請在永春的基督教中外牧師參加救 濟工作和查封粮倉。縣商會組織的平粜會，派員到處采購粮食，以緩和米荒。四月底，作為缺粮縣的永春米價又大漲，斗米1.95元。5月10日，廈門淪陷，永春外米斷絕，縣府宣佈粮食為非自由商品。5月中旬，縣府將原“粮食推持委負會”改組為“粮統制委員會”，并出告示：糙米每 斗1.5元，白米每斗1.65元，實行“公斗”（10斤），廢除私斗（16斤），嚴禁奸商私運出境，違者沒收。6月1日，縣府開倉平粜以度春荒，每100斤米價7元。7月，市場蕭條，城關、五里街商店倒閉10多家。10月，據縣府摸底，全具仍缺粮5萬擔。金門、福州、廈口相繼淪於敵手後，永春共設55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五千多人，給本已缺粮的永春雪上添霜。

1939年，永春縣商會已無力維護物價失衡局面，縣長出面設立“物品平價會”，由各 階層名人鄉賢組成，每週評議一次物價。臨近春節時，米粮奇缺，縣府電令各區調查存粮，設法組織人員采辦。華僑平粜會、縣商會平粜會、各區平粜局等四處奔波找粮源采購供應災民，千方百計努力，但也只能供應五分之一的缺粮戶。2月，永春《崇道報》載稱“永春米價貴如珠”。三、四月間，永春市場上的物價與二個月前相比：煙台生油每擔從30元漲為40元，香菇每擔從170元漲為240元，薄菇每擔從140元漲為200元。五月，全縣各地平價會作會不一，造成混軋，市場疲軟，加上貨源匱乏，五里街商店接連倒閉。縣府出面重申全縣物份劃一，乃防商人陽奉明違，由警察局監督執行。下令悬牌明碼標價，規定牌板規格（寬一尺，長一點五尺，黑色底）。八月，全縣共設八個登記處，要求各商家在二十四小時內填報庫存各種商品，以待備查。縣長還出面勸勉商民穩定市場。八月底，“物品平價會”改為“物品評價會”，給予實權，設總務、調查兩組，其任務是：調查物品供需情況及其成本，調查物品缺乏種類和审查物品等級、質量，評定物品價格與稽查售價情況，還要計劃調節物品的供需和指導改善營業方法。每月召開兩次坪價會。11月之後，永春米價高居全省之冠，每50公斤梗米84元，白米99元，地瓜干32元。

奸商趁火打劫。1939年，永春粮食商販以有利可圖，大量增加，申請登記的就有121家。他們操縱市場，抬價殺價，買青苗，放粮貸（春借一擔秋還三頭即一擔半），摻假混雜，大秤入小秤出，什麼樣手段都使用，造成市場紊亂。

1939年5月15日，泉永德公路奉命全線破壞。泉外到永春的交通不得不全靠水運，因價格不一，時常發生爭訟和鬥毆事件。秋冬之際，永春和泉州兩地官員協商，將價格劃一，規定 ：從泉州到永春，貨物每50公斤運費1.7元，客票每人7元 ；從永春到泉州，順水行舟，貨物每50公斤運費1.2元，客票每人2~3元。

1940年，永春市場上更是百業凋弊，物價飆升。國民党縣党部、三青团等紛紛出動管理市 場份價。但凡是政府管事的物資，市面上都有明暗兩樣。縣長不時責令警察所整肅物價，由於官場日趨腐敗，所謂整肅的成效甚微。1到4月，永春市切物份比較：麵粉每包從18元升為26元，白糯米每斤從0.56元升力0.74元，豬肉每斤從1元升力1.1元，盐每擔從13.9元升為15.5元，柴每 擔從2.2元升力3元，香菇每斤從2.8元升為4.8元。5月，發生米荒，白米每鬥價格16-17元，為全省之冠。旅居南洋的永春華僑前後捐款近10萬元，在永春設立海外華僑平粜會。6月，德化撥大米2500擔接濟永春米荒。即使這樣，許多百姓仍買不起粮食，只好用野菜、樹皮充飢，餓死、自儘身亡者多。城關、五里街、蓬壺等地屠戶肆意抬高價格，造成肉荒嚴重。縣長下令警察所出面干預。5月27日，七屠戶被扣押，戴紙帽遊街示眾。9月1日起，永春實行計口授盐，每人每月初發12兩（舊制每市斤16兩），後減為8兩，民眾均感不敷。每斤盐價份4一5角，黑市價則高達2元多。11月4日，縣長在明倫堂召集會議，將“物品評價會”改“物品價格評議委會”，由縣長、主管科長、縣商會主席、警察所長、貿易公司經理、農會干事等九人組成班子，縣長親自掛帥，地點設在政府內。下設評價、總務、分配、執行、展拓等股室。每週評議價格一次，按油、柴炭、蔬菜、肉、棉花、棉布、食雜、日用品、藥材等分類公佈。縣府三令五申，但仍有許多商販無視評定價格。縣長下令將城關和五里街10多名奸商交給警察所處置。11月21日，警察押着這些奸商，逼其戴高紙帽、敲鑼子從城區到五里街地遊街示眾。不久，全縣各地相應成立“物價評議分會”。當時永春《崇道報》截：物價評議會“為欲貨價平宜，貨價予以評低，反致貨荒”。

1941年，永春的米荒、盐荒、肉荒、柴炭荒持續不解。春市前後，縣府由警察所出面，調制肉荒，規定13條辦亦法，其中規定每人只准購肉半斤，每斤價格2元。3月15日，永春成立公沽局，登記全縣各戶存粮，派購平價粮。實行計口授粮，每人每日米量，生斤者1斤，銷戶12兩。企圖壟斷粮食市場，穩定物價。但由於貨源枯竭，政局腐敗，造成市場更大混亂，富戶、奸商趁 機牟利。德化三班顏肅齋日記裁：“泉（州）南（安）日有數百人人永（春）買米，致米價日亦數升。”永春到德化搶購食者“每天計數十批”，致使“德（化）粟價不斷高昂”，“聞說認籴多無米，外地缺食餓死甚眾”。是年永春缺粮26.75萬擔，鄰縣輸入僅10,8萬擔，3月中旬每50公斤米131.3元，6月上旬漲至184.6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南洋與中國大陸關系斷絕。

永春為福建省四大僑鄉之一。在抗戰初期，許多人靠僑滙維系艰難歲月。為接濟米荒，在南洋的永春華僑籌集大批捐款，購買大米運回永春平粜，救濟征人家厲和在廈口鼓浪峙的永春難民。1938年，全具僑滙共法币579,8萬元。是年11月，縣救濟難民會派李漢青到南洋募捐，南洋各地永春籍華僑捐款達15萬元法币。1939年，全縣僑滙法币1682.2萬元，1940年為4993.45方元。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僑滙中斷。省府撥給永春僑眷賑款法币一萬元。但杯水車薪，許多長年依靠僑滙維持生汁的僑眷生活無着，只好變賣家產，賣兒賣女。有的婦女逃荒改嫁德化、大田、永安等地。症疾、鼠疫、霍亂年年流行，有的山村變成無人村。由於長期缺盐，不少百姓患上水肿、腳氣病和大脖子病，直到解放後才得以根治。

1942年，因粮源缺乏，粮價上漲，且群眾抵制，國民党縣府撤銷公沽局，并癈除“石、鬥、升”制，改為斤、兩制。該年12月14日，省財政厅厅長嚴金淦到永春視察，發現街尾第一粮倉倉管負用重秤（秤舵下貼米粿）盘剝群眾，當場將其扣押惩辦。

1943年春旱災，德化三班顏肅齋日記裁：“米粟日曰價升”，“今日六元五角，明天七元，後天八元、或十元，粟每挑（擔）今日三百六十元、三百八十明天四百元。富人把粟販永（春），內地閉籴，貧人告米無門。”所記物價雖為德化情況，但永春與德化毗鄰，物價與之相差無幾。該年通貨膨脹，青黃不接時，永春每50公斤大米價格高達8000元法币。福建省賑濟會在永春設立的第四公典局於6月1日開業，專供僑眷典當。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永春部分物價情況為：食盐每斤73元，糯米每斤400元，麵粉每斤262元。豬肉每斤170元，白米每斤250元，雞每斤140元，蛋每粒40元，白菜每斤12元，松柴每斤在城區5.5元，在五里街5.7元，花布一匹3萬元，火柴1盒80元，香菇每斤480元。

縱觀八年抗戰期的永春物價，確實令人触目惊心。有的貨物價格的增長幅度達到上百倍。圖民党永春政府為平抑物價，多次出面採取行政幹預，并由華僑和商會等社团勉力協助，取得一定成效，這在當時的幅建省是比較典型的。但仍遠遠未能剎住物價的飛漲，嚴重影响了當時永春的工衣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當年國民党永春縣政府曾不得不檢討物價失控的原因，歸納為三條：一是貧富悬殊到登峰造 極地步，貧多富寡；一是奸商囤積居奇；再是私運、投機倒把者猖獗，管束不嚴。其實，物價失控還有一條重要的原因，是國民党政府自身的腐敗 無能。抗戰中，國民党當局借抗戰之名，發放數額巨大的救國公債、救國捐、國防捐、建設公債等，年年加碼。民謠嘲諷雲：“無物不要稅，只有屁無捐。”1937年10月，縣府攤募“救國公債”20萬元，後乘法市貶值，公債票成為廢紙。1940年的房舖稅就比1939年提增4倍。大小官員 無不中飽私囊。在八年抗戰中，永春共上任八個縣長，其中二個上任不到半年便下台。權力更迭頻繁，即使欲有所作為，也無能為力。且不說官場日 趨腐敗，有多少人是貪汙枉法的。1940年4月，鄰縣德化縣長楊喻仁借統制粮食為名，以賤價向民間強買米谷數萬擔，以高價轉賣外縣，發了一筆國難財，後被控免職。永春的國民党官場同出一轍，曾出現百姓具結上書國民党省政府彈劾縣官貪賍枉法。1937年9月到1943年底，永春被抓兵近7500人。沉重的捐稅和民力摧殘，壓得百姓喘不過氣，餓殍遍野，家破人亡，背井離鄉。1939年永春出洋1045人，1940牢出洋1100多人。據1940年3月2日《崇道報》載：永春有水客（蛇頭）包運壯丁出國，每名收費1300元。抗戰時局紛亂，物價失控，又祸嫁於民，造成社會動劫蕩。物價是社會的晴雨錶，直接牽系着千家萬戶平民百姓的生存，關乎國計民生。談談抗日戰爭時期永春物價，旨在以史力鑒。

附：1912丁1918年、1931年、抗武吋期永春主要物價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