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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古港 三灣十二支港 泉州灣。 刺桐港（後渚港說、南關港說、南關港向後渚港轉移說） 法石港（美山渡、文興渡） 洛陽港。 秀塗港 蚶江港（蚶江海防官署碑記） 深滬灣。 祥芝港。 永寧港（鎮海石） 深滬港。 福全港。 圍頭灣。 圍頭港（圍頭澳、圍頭角） 金井港。 石井港（靖海門、平寇碑記） 安海港（山川形勢。沿革、“港通天下商船，賈胡與居民互市”、安平商人） 東石寨。
三灣十二支港 歷史上說的古泉州港，是泉州地區“三灣十二支港”合成的集群海港的總稱。 “三灣”即泉州灣、深滬灣、圍頭灣；但“十二支港”的從屬及名稱，歷來有兩種說法： 一說：一般認為，“十二支港”即泉州灣的洛陽港、後渚港、法石港、蚶江港；深滬灣的祥芝港、永寧港、深滬港、福全港，圍頭灣的圍頭港、金井港、安海港、石井港。 二說：《閩台淵源叢書》介紹，泉州沿岸“形成許多優良港灣。有著名的‘三灣十二港’，即泉州灣的崇武港、秀塗港、後渚港、蚶江港；深滬灣的石湖港、祥芝港、永寧港、深滬港；圍頭灣的福全港、東石港、安海港、石井港。”
泉州灣 泉州灣在泉州古港北部、泉州市東部，是三灣中最重要的一灣。位於北緯24o37，—24o53，，東經118o37，—119o00，北納洛陽江，西迎晉江，東瀕臺灣海峽。北起崇武半島，南至晉江祥芝，海岸線一百四十公里。 泉州灣內海系泥沙質岸，入海處屬侵蝕性山地花崗岩岸，有輝長岩，外寬內窄，寬四十二公里，水域面積五百餘平方公里。港最深處有三十米，平均水深四．三七米。水溫平均二十六．九℃，透明度平均○．七一米。潮差六．四∼七．七米，半日潮，往復流，東西流向偏多。灣內有大墜島、小墜島、烏嶼、白山嶼、七星礁等大小島礁三十多個。主航道在馬頭山與小墜島之間，水深十三米。 古泉州灣的四大支港為法石港、後渚港、洛陽港、蚶江港，此外還有崇武、秀塗、石湖、蚶江等港口。最著名的是後渚港，習稱泉州港，又稱刺桐港。 實際上，古泉州灣水域比現在更深更廣。一九七四年六月，在後渚港出土一艘宋代海船。一九七六年又在東海法石發現古船殘骸，一九八二年五月試掘時，發現在輝綠岩風化岩上有海泥沉積而成的四∼四．五米灰泥層，說明在南宋以前，泉州灣比現在水深得多。 後因晉江、洛陽江注入灣內泥沙沉積，地殼上升，以及泉州旺沿岸的圍墾，使江床不斷抬高，江道不斷變淺。因此，泉州灣可停靠船舶的地方，古今變化很大。 如泉州港，南宋時，海潮、海船還可到達豐州九日山下的金雞橋。據九日山司馬亻及祈風摩崖石刻所記，南宋．淳熙十年（一一八三年）農曆二十四（退潮期），祈風後還可待潮返舟而回泉州郡城。宋時，泉州市舶司設在郡城南水仙門內（今水門巷），附近有一條巷叫舶司庫巷，可見水仙門就在江邊，且海船能夠靠岸驗關和卸貨。 蚶江港附近的石湖港，南邊的金釵山上，宋．政和三年（一一一三年）建有六勝塔，是海港的重要航標。 刺桐港 後渚港說 後渚港位於泉州灣西北角，是古代泉州港的中心港口，有“世界東方第一大港”的美譽。自一九七四年後渚港發掘宋代沉船後，“後渚港即刺桐港”即成定論。 《新元史．世祖本記》：“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年），大軍從刺桐港出發，東征日本，翌年無功而還。十九年（一二八三年），擊緬甸。二十一年（一二六四年），使脫歡擊占城安南。”“至元廿九年（一二九二年），大軍會泉州，自後渚起行。”以上軍事行動均從刺桐港（後渚港）出發。 後渚港至今尚遺有宋、元時期的古渡頭。還發現當時主祭海神的五個風水塔，塔石上刻著“至元癸未仲夏廿年（一二八三年），後山楊應祥刻”。 南關港說 有人否定“後渚港說”，認為“刺桐港”是“南關港”。 從中世紀到過泉州的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以及《光明之城》的雅各等人對“刺桐港”地理環境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看到的是具體的、刺桐城“沿岸的一個港口”，即不是“三灣十二港”，也不是從港口看不到城市的後渚港。 從泉州灣宋代古船的返航時間、沉沒原因、沉沒地點、沉船上出土的香料貨物及其歷史背景的分析可以得出推論，這艘宋船是在南宋末（一二七六年）秋冬時蒲壽庚尚未舉城投元前出海，一二七七年夏該船返航時泉州已變成元朝天下，此時正遇張士傑率宋軍攻打泉州城，該船進不了泉州港，船員們棄船而逃，貨物遭搶，船被破壞沉沒。後渚港並非該船的目的地，充其量當時後渚只是候潮停泊的外港而已。 以前學者一直以元史關於元軍曾集結後渚出海遠征的記載作為“後渚港就是刺桐港”的證據。分析認為，元軍出兵征服爪哇時，刺桐港已是世界大港，風檣林立的南關港和人煙稠密的城南一帶不可能容納下元軍千艘戰船、兩萬兵馬和一年糧草、輜重，因此元軍只能選擇後渚作為臨時軍港和營地。因此，元史的記載並不能證明“後渚港就是刺桐港”。 分析歷代泉州市舶司遺址與刺桐港的關係時得出結論，“南關港”才是歐洲遊歷家所看到的刺桐港。十六世紀西班牙公使團奧斯定會士的記述：“這是個普通城市，環繞著一條長長的河流，可能有七萬戶人家，交通貿易繁盛，供應各種各樣的東西。由於海只離這城市兩裏格，船舶順流可入大海，有一個橋架在河上面……靠近橋有一千多條船停在河裏，那麼多的船隻和三檣帆船充滿整條河流”。認為，奧斯定會士描述明代泉州城“這一個港口”，為確認刺桐港的位置提供了有說服力的詮釋：“環繞著一條長長的河流”是晉江；“架在河上面”的橋就是順濟橋；“靠近橋有一千多條船停在河裏”——這就是南關港即刺桐港的位置。 南關港向後渚港轉移說 由於海上貿易的繁榮，港口的空間結構始自南宋後期即重新調整，港道稍嫌狹窄的南關港、石井港元代被泉州灣上開闊的後渚港所取代。 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元廷實施海上兵力大集結，同年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奉命護送蒙古公主遠嫁，成宗大德三年（一二九七）遣使忽魯謨廝，順帝至正二年（一三四二）羅馬教廷來使，至正六年（一三四六）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來華，都經由後渚港出入。他們讚美：“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馬可波羅遊記》，陳開俊等譯，福建科技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一九二頁）。“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內停有大艟克約百艘，小船多得無數”（《伊本．白圖泰遊記》，馬金鵬譯，寧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第五五一頁）。據伊本．白圖泰目擊：所謂艟克掛三至十扇帆，載海員六百人，戰士四百人，尾隨柴水船三艘，刺桐港則是它的產地之一。 法石港 位於泉州城東面東海鎮法石，處泉州內港下游。 法石港的真武廟始建于宋代，是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跡之一。 南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八．申樞密院措置海氵公事宜狀》載：“法石水面廣闊，內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 南宋．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年），泉州城東置法石寨，城南置寶林寨，分兵守衛，與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年）始置的永寧寨並稱左翼水軍三寨。 明末，沿海海防形勢日益嚴峻。天啟七年（一六二七年），知府王猷在法石附近的鷓鴣山（今屬豐澤區東海鎮蟳埔，是晉江入海口突出部）建鷓鶘口城台，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年）竣工，扼塞要害。 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年），將祥芝巡檢司移設於鷓鴣，改稱鷓鴣巡檢司。 宋．黃公度 《自法石早歸》： “避暑寓祗園，黎明渡遠村。桑柏迷杜曲，雞犬散桃源。 徑草細將合，溪流深不喧。幽懷未能愜，城郭已朝暾。” 美山渡 宋至清代的古建築，位於豐澤區東海街道法石石頭街尾江濱處。二○○三年列為第五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地理位置重要，處於江海交匯處的咽喉地帶，遠處可達石湖、姑嫂塔，內航可直達晉江內河。 美山渡渡頭離水面約四至五米，寬約十三至十五米，為花崗岩築砌，上層約一米左右為近代築砌，下面為舊有的石構築砌，可判斷為宋至清不同時期的迭壓。石構多作丁順砌法，臨水面有多處崩塌。該渡頭水位較深，是法石村古代重要的碼頭之一。 在渡頭北側有市級文物單位美山天妃宮，祀海神媽祖。該宮由照牆、山門、大殿、兩廂廊等組成一完整建築群。該宮在正德年間曾作為廣東高州一帶人從海上販運入泉的聚居地———高州會館。當時，這一帶還設有河泊所，清代時設有文館、武館及海關，現均廢。 文興渡 位於豐澤區東海街道法石石頭街尾江濱處，為宋至清代的古建築。二○○三年列為第五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碼頭已部分沉陷于江中。渡頭為花崗岩構築，作斜坡臺階式，可見殘長近二十米，迭砌不太規整。 在渡頭右側尚存有石塔一座，底為須彌座，第一層四面各雕刻“佛、法、寶、僧”，第二、三層四面各雕刻佛像。該石塔舊構件年代較早，似為宋時物，是泉州古渡頭頗具特色的鎮風塔。 渡頭背後北面有祀水神的“三王府”王爺宮。左後還有座始建于宋代的祀奉吳真人（保生大帝）的文興宮，建築規制完整，是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洛陽港 洛陽港位於泉州灣北部洛陽江下游，是往來商船必經之地。 北宋．嘉祐四年（一○五九年），洛陽橋的建成極大方便了洛陽港區貨物的吞吐和運轉並促進了港的發展。 秀塗港 秀塗港在惠安縣屬地的最南端，距縣城二十一公里。秀塗居民是宋代從河南遷移來的，初名芸頭，後因宋．秀王殘部曾擁舟泊此，故稱秀塗。 秀塗港港區水深腹闊，東北臨獺窟、崇武、肖厝諸港，南與晉江祥芝、蚶江隔海相望，是泉州灣入海口，扼泉州灣之咽喉，是古代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之一。 秀塗港門兜有望遠樓，六層，高十七．四米，石混凝土結構。可登此瞭望泉州灣小墜門船隻進出港口情況。 由於惠安缺乏可耕之田，沿海人們便充分利用浩瀚的大海從事捕魚、曬鹽和海外交通，“以海為田”、“資食於海”。清．雍正《惠安縣誌》載：“惠，海國也。海濱人業船，或近而內外海捕魚，或遠而蘇、台，甚且通于外洋夷國。” 秀塗港過去曾繁華一時，惠安人出洋、返籍以及來往的貨物大多數是在此地集散。在秀塗港周邊依海為生的居民中，有不少是阿拉伯穆斯林後裔的郭姓。 清初，鄭成功收復臺灣時，曾屯兵秀塗港操練。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漁民還經常釣到裝有火藥的國姓瓶。 清．康熙廿二年（一六八三年），清政府設立海關，翌年泉州也設置海關機構，秀塗為六個分關（卡）之一。現存秀塗海關分關舊址在秀塗村三落埕西側，占地七十八．四平方米，為清末至民國時期的三層建築，一、二層石木磚結構，三層磚混凝土結構，一九五○年後成為民宅。 日本佔領臺灣期間，對台貿易雖為日本大阪輪船株式會社所壟斷，但內河之航運隨之興起，如陳玉英的“黃河號”、“閩江號”輪船，航行於泉州秀塗，泰利船務行的“駕鼇號”、“美利號”等輪懸掛葡萄牙旗航行于秀塗等地，惠、台之間。此時直接貿易的有秀塗、獺窟、崇武、洛陽等港口，常有帆船百餘艘輻輳港內。 國時期，隨著對外貿易的興起，交通部頒佈全國“民船准許對外貿易地名錄（通商口岸）”十九個區，秀塗港屬其中之一的閩海區，名列於全國一百○五個港口中，還設立秀江南興報關行，成為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繁榮一時。 英國在秀塗也設有領事館（海關辦事處），舊址在秀塗村後墩頭西側，系清末民初四層建築，石木混凝土結構，樓高十四米。一至三層共九米；頂層為一亭子，高五米。原名毓靈樓，解放後至今為秀塗村委會辦公地點。 抗日戰爭期間，秀塗商人仍然從大陸偷運去臺灣人民生活必需品，又從臺灣偷運來各種土特產，受到兩岸人民的歡迎。秀塗港區人們還堅持頑強的鬥爭，為防日軍登陸，曾鑿穿“華平號”商輪沉舟堵港，日夜堅持裝卸貨物。後由於日寇的登陸和濫炸，致使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巨大的損失。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秀塗港再次繁榮，成為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秀塗村擁有大小船隻兩百多艘，設有“同商船務行”，造船業也隨之恢復起來。 憲台尾（炮樓尾）為秀塗港沿岸東側突出部，清代駐汛兵，民國駐憲兵、員警，一九五○年解放軍建軍營及炮臺。 解放後，由於海峽兩岸的對峙，秀塗港一度蕭條，到一九五三年才恢復國內航線。此後，駛人泉州灣的泰國、古巴、日本、美國、前蘇聯及歐洲等外輪均在秀堡港中轉，其中最大的二．八五萬噸貨輪曾駛入港區作業。隨著泉州灣經濟建設的發展，開發高噸級碼頭于秀塗港，勢在必行。 蚶江港 位於泉州灣口南岸，扼晉江咽喉，是泉州港的門戶，石獅市蚶江鎮所轄。 建於元代的六勝塔是船舶進出泉州港的主要航標。 《臺灣開發大事記》載，清．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先後開放臺灣的鹿港、八裏岔與蚶江對渡通商。清政府在蚶江設立泉州府蚶江海防官署，下設“海關”、“營盤”、“厘金（稅務）”，統管一府五縣（泉州府、晉江縣、南安縣、惠安縣、同安縣、安溪縣）的對台貿易。 從蚶江啟航，出日湖，指南針坐“乙辛”字，“水程八庚，一晝夜可直達鹿港。”百餘年來，來往蚶江、鹿港之間船隻近三百艘，單蚶江一地就有二十多家“行郊”，如泉勝、泉泰、謙恭、謙益、晉豐等。 《蚶江海防官署碑記》 清．嘉慶十年(一八○五年） ，蚶江海防通判鄭□在蚶江鎮前安村建造“蚶江海防官署”，嘉慶十一年（一八○六年）竣工。鄭自撰《蚶江海防官署碑記》（俗稱《對渡碑》），樹碑於官署內，碑高二．九二米，寬○．八六米，厚○．一八米，長方形。碑額橫排篆書十個字，碑文豎排楷書十四行五百六十六個字，內載蚶江與臺灣鹿港對渡的史實。遺址和《對渡碑》均存留至今。 《蚶江海防官署碑記》雲： “蚶江為泉州總口，與臺灣之鹿仔港對渡。上襟崇武、獺窟，下帶祥芝、永寧，以日湖為門戶，以大、小墜山為藩籬，內則洛陽、浦內、法石諸港，直通雙江。大小商漁，往來利涉，其視鹿仔港，直戶庭耳。利之所在，群趨若鶩，於是攬載商越，弊竇滋焉。歲甲辰（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當事者條其利弊上諸朝，議設正口，乃移福寧府通判于蚶江青管，掛驗巡防，督催台運暨近轄詞訟，而以鷓鴣巡檢隸屬……且當洋匪滋蔓，防守尤難刻離……方今聖天子加意海疆，簡舟師，將以肅清巨浸，奠安商漁……”
深滬灣 古深滬灣介於泉州港北港與南港之間，有祥芝、永寧、深滬、福全四個支港，是泉州港通往海外的必經之路，也是中國東南沿海海防的軍事要地。 從泉州灣的後渚港經蚶江港、石湖港往海外航行，南下深滬灣，先經祥芝港，次永寧港。至永寧港，其地已臨瞰大洋。再南的深滬港，是深滬灣的中心，是重要的漁、商之港。再南為福全港，明朝置千戶所於此，是捍衛海疆的前哨軍港。 祥芝港 祥芝港位於深滬灣的北端，歷來是晉江的主要漁港。今屬石獅市。 相傳，南宋．道士趙永嘉曾在同安主簿朱熹手下做事，後來則去修煉道術。他學到馴虎守室的本領，住處有虎鎮守，他則四處遊覽。當時晉江出海口的小山上生長一種芝草，凡鄉人送給趙永嘉食物，趙則贈與一束芝草。有鄉人用芝草飼牛，牛酣睡數日不醒。鄉人擔心牛死掉，又找趙永嘉，趙予草藥使牛醒。趙永嘉采草之山名芝山，出海口稱祥芝澳。 明．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明廷命江夏侯周德興到福建沿海福、興、漳、泉四府經略海防，“築城一十六，置巡司四十有五。”徙石湖巡檢司於祥芝，屯兵駐守，以備倭寇。祥芝巡檢司並造司城，週一百五十丈，高二丈，寓鋪六，有南北二門。 永寧港 永甯古稱水澳，距離泉州東南三十七公里。永寧港位於祥芝港之南，其地北臨大海，東望東洋，為古泉州港海外交通 貿易的一個重要支港。 南宋．紹興間（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僧介殊于永甯附近寶蓋山巔建關鎖塔。它位處泉州港口，背靠泉州灣，面臨臺灣海峽，有鎮南疆而控東溟之勢。南宋時期，泉州港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港口之一，宋．吳自牧《夢溪錄》說：“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因此，關鎖塔是瞭望塔。《泉州府志》載：“泉城關鎖水口之鎮塔也，高出雲表，登之可望商舶來往。”關鎖塔也是航標。《八閩志》記載：“在永寧裏有石塔（關鎖塔）甚宏麗，商舶自海遷者，指為抵岸之期。” 南宋．乾道七年（一一七一年）四月間，近千個毗舍耶（今菲律賓群島）人，從水澳（今永寧）等處登陸，恣行兇暴，殘殺鄉民。知州汪大猷遣兵圍擊，俘敵四百余人，餘者被擊斃。 南宋．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年），毗舍耶人再犯晉江沿海，始置水澳寨，官稱永寧寨，取“永保安寧”之意；駐紮水軍六十名，以為防禦。嘉定年間（一二○八∼一二二四年），真德秀知泉州整修，增駐水軍五十名，並于永甯石湖新造軍房五十所，額定兵員三百二十五人。 南宋．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年），泉州城南置寶林寨，城東置法石寨，分兵守衛，永甯與寶林、法石同為左翼水軍三寨之一。 元末，沿海地區遭受以日本武士、商人、浪人組成的“倭寇”騷擾，因置巡檢司于永寧。 明初，太祖朱元璋為肅清元朝反明的殘餘勢力方國珍、張士誠等在海上的反抗，採取一系列加強海防的措施。 明．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江夏侯周德興到福建沿海福、興、漳、泉四府經略海防，“築城一十六，置巡司四十有五。”時永甯已成人口密集、經濟富庶的泉南重鎮和著名海港。《永甯衛志》載，時“封家不下三萬，官印七十二顆”。因泉州的晉江、惠安、同安一帶倭寇活動極為猖獗，周德興奏請在永寧建城，改永甯水寨為永甯衛。明．洪武二十七年（一三九四年），泉州衛指揮僉事童鼎奉命督造永甯衛城，為東南海防重鎮，把泉州衛內陸山區巡司推進到海岸線和近岸島嶼。 據《晉江縣誌．卷十七．兵制志》載，永甯衛所下禦福全、崇武、中左（今廈門）、金門、高浦（今同安）五個千戶所，並設有祥芝、深滬、圍頭三個巡檢司。以永寧為中心，北連祥芝、崇武、峰尾，南接深滬、圍頭、高浦、中左，互為犄角，遙相呼應，組成一百多裏的海上長城防禦體系。 永甯衛所是福建兵員配備最多的衛所，原轄兵員六千九百三十五名，是福州衛所的五倍。後遭倭亂，“逃亡事故漸次裁減”。至明．萬曆間（一五七三∼一六二○年），僅存二千一百七百七名，建有營房五百六十一間。 明．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年），倭寇一度猖獗，在閩浙一帶活動，其中一股在晉江永甯、安海劫掠。永甯衛城指揮使杜欽爵奮勇當先，率領軍民嚴密防守，倭不得入而退。 明。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年）四月，倭寇四百餘人從長坑頭登岸，劫掠龜湖。五月，倭寇複進犯永甯衛城，被擊退。此後三四年中，倭寇雖在晉江、英林、雙溪口、石菌一帶四處劫掠，終不敢冒然犯境永寧。 明．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年）：二月，倭寇犯永甯衛城，永甯衛城指揮僉事王國瑞驕兵自恃，溺於酒色，疏予防範，失守城陷，倭寇大掠數日而去。三月，倭寇複來攻城。城再陷，生靈塗炭，屍橫遍野，軍民為其殺傷幾盡。為避倭亂，永甯居民紛紛外遷。其中，遷入石獅街的有何姓、高姓、尤姓、朱姓、商姓等。三月八日，港邊人佘見海，任千夫長，率兵複城，不克陣亡。倭寇來犯之時，又有梅林人黃澄（黃克纘之父）“集裏中少年，劃港以守。及見賊勢猖獗，乃陰令長年三老艤舟以俟。及敗，鄉人被驅入海，賴以全活者五十餘人”。倭寇陷城後，四處劫掠婦女。永甯人民奮起反抗，南澳總兵歐陽寨之妻鄭氏“統婢出救，與其姑及夫弟俱陷賊”。鄭氏“持刀黥面，罵賊不已，賊怒，焚之火中”。蔣氏子妻吳氏，“年二十寡，倭亂，城將陷，督家丁拒之，躬為炊”。 明．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年）：倭寇一百餘人乘船突襲永甯，被戚家軍截殺無遺。 明．隆慶二年（一五六八年），永甯衛鎮撫王世實隨都督俞大猷往廣東剿倭，在龍眼沙海戰役中，身先士卒，壯烈犧牲，諡“忠勇”，立“昭忠祠”于永寧祀之，墓葬于永寧北門外北山。 清．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年）四月，鄭成功部將林順于永寧一帶招兵，清將韓代聞報，突襲永甯，鄉民死難者達二千四百餘人。尚有生逃于水關溝者，恰逢暴雨，水漲入溝，淹死者甚眾，史稱“陷城洗街”。 清．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倭寇入侵永寧灣，當地居民奮起抗擊，拆舊城西南部分城牆另建一寨，後經施琅重新修建，亦形成一座小石城，俗稱新城，但其規模比舊城略小。 清．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春，清政府採納黃梧的“平海五策”，頒佈遷界令，俗稱“辛醜播遷”，強迫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裏，片板不得下海，違者處死，永甯衛城被拆去築杆頭寨。 鎮海石 位於永寧鎮朝陽山上。 石呈扁圓形，高六米，基底每邊寬三．三米，底部略呈橢圓狀，貼疊在另一塊大石上，形如金瓜擺在玉盤上。雖與底石接觸面積小，卻巍然聳立，風雨不動，背海仰坐，宛若寶珠懸望。 石的背山面海，臨海一面豎向雕刻“鎮海石”三字大楷書，筆力遒勁，氣度宏渾，相傳為明．抗倭名將俞大猷鎮守永甯時所寫，後人即以此名石。 深滬港 深滬港位於深滬灣的中心，北與永寧港隔海相望，歷來為商漁之鄉。 深滬港的崇真殿始建于宋代，從奉的真武帝君被視為海上保護神，其煙火遠播海外。 明．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明廷命江夏侯周德興到福建沿海福、興、漳、泉四府經略海防，“築城一十六，置巡司四十有五。”港邊巡檢移置晉江市深滬，改稱深滬巡檢司， 與永寧崎角相向。 福全港 福全港位於深滬灣之南，北連深滬，南接圍頭，為船隻避風之所。 福全歷來為海防要衝，宋代泉州貿易興盛時，港市十分繁榮。 明朝置千戶所於此，是捍衛海疆的前哨軍港。
圍頭灣 圍頭灣在泉州古港南端，又稱圍頭澳，其四大支港為金井港、圍頭港、石井港、安海港。 圍頭港在最外，正臨大海，西南與金門島隔海相望，是沿海南來北往船隻必經之地。 沿海北岸上溯，為金井港、石井港，與東石港互為犄角。 石井港前海面平闊，流平無礁，北側為沙灘帶，南側水深五∼二十米，到處有避風良塢。在木帆船的古代，一向為航海者樂於停泊。該港距廈門二十七浬、金門六浬，至臺灣鹿港航程僅十八小時。 再上為安海港，是泉州一重要內港，由此登岸到泉州郡城僅六十裏。沿岸各縣民眾由此登舟赴金門、廈門，或放洋海外，亦極方便。 圍頭港 圍頭港在泉州東南、圍頭灣口，古稱圍頭澳，又稱圍頭角。《晉江縣誌》載：圍頭是“外港要口，在縣東南，距城一百三十裏，與金門之料羅洋相對峙。” 圍頭澳“正瞰大海，南北洋舟船往來必泊之地”。早在宋代就已是海上交通要地。這和圍頭澳的特殊地理條件有關。每當風汛時，各處船隻泊於此處避風甚多，是閩的重要避風港澳。 由於圍頭是個避風深水良港，經常受到海寇騷掠。《晉江縣誌》載：“南宋．紹定五年，海寇王子清等泊舟圍頭澳，知州事真德秀遣隊將王大壽防遏，猝與賊遇，大壽射死賊十餘人……官軍乘進，遂有沙陶之捷。” 南宋．嘉定十一年（一二一八年），真德秀在晉江縣圍頭澳置寶蓋寨，由寶林移一百二十名士兵來此守衛，節制建平、清石諸屯，加強海防。 根據最先開墾圍頭的周氏族譜記載，宋末周紹基隨幼主南下，留居此地墾荒。 《晉江縣誌》載：“明．洪武三十年徙陳嵩巡司於此，改今名。” 清末民國初，往返南洋諸地的華僑，所乘船只都要經過圍頭澳，泊船於此，再由小船把“番客”送上岸，所以在一九三二年即建圍頭碼頭，隨後建塘東碼頭。以前晉江人到菲律賓，都搭圍頭碼頭的輪船到廈門。有了圍頭碼頭，臺灣貨物往來也經此地。 金井港 金井港在圍頭灣內，圍頭半島的南端，隔海便是金門島，自古以來是晉南地區商品集散地，貿易興盛，港市繁榮。 石井港 石井港位於圍頭灣內側，屬南安市，地處南安最南端，東與晉江東石隔港相望，並與東石白沙澳東西夾峙而形成大盈港、安海港的海門，為泉州的海防要塞。 隋．大業年間（六○五∼六一八年），隋煬帝譴使開發夷州（臺灣），曾泊舟於此，並募代（左“舟”字旁）駕船渡過海峽以達臺灣。 唐辟海上絲綢之路，石井港為古泉州港支港之一。 《南安縣誌》載：“石井鄉系四十三都，朱韋齋（松）監稅處。二石夾立海沙上，其下為磐石，泉出小竇，流而為盂，深不盈尺，掬盡轍盈，潮來沒焉，潮去則淡。有石井宮，匾曰‘石井’，系宋進士呂大奎書。景定五年歲次甲子（一二六四年）詔立。”石井古鎮地名由此而得。現古地名牌仍立於刻有“海上視師”四字的巨石上。 南宋．建炎四年（一一三○年），在安海設置“石井鎮”，吏部郎朱松首任鎮監，並轄今安海、石井兩地，故有“石井津開雙石井”之稱。安海、石井兩鎮雖以不同自然景點為地名，但當時實際上是同一個鎮，因兩鎮所沿用的掌故是同一歷史事件，即宋代朱松（韋齋）監稅于石井鎮。 南宋．紹興十四年（一一四四年），在今石井下坊村建石井巡檢司，管理船舶出入海事務。 明末，鄭芝龍曾以石井港為據點，編結船隊，多達千艘，作海外貿易。清初，鄭成功屯兵金門、廈門兩島，編組東西洋船隊，航行於日本、臺灣、呂宋等地，石井港亦為其貨物集散、船隊停靠的主要港口之一。 南安石井鎮後來一直以“石井”為名，而晉江石井鎮曆宋、元兩朝，明．恢復為“安平鎮”，清．改稱“安海鎮”。 靖海門 位於石井東面臨海港口，系一石碑坊拱門樓，明代海防銃城門樓遺址。與白沙隔江相望的銃城，鄭成功曾率部在此擊敗降清的施琅兵馬。 建於明．嘉靖年間（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據《南安縣誌》載，靖海門是石井鄉賢旌表當年率兵民打敗海寇的泉州郡守程秀民而建造的。 《平寇碑記》 位於靖海門東南側，乃石井郭前村人鄭厝所撰。碑文今已斑剝風化生苔，文字無可辨認。 碑文記載明．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間（一五四五∼一五四七年），泉州郡守程秀民率兵民抗擊海寇事蹟。 文曰：“不肖家居是地，目擊戰功。敬將目睹，輯為實錄，庶頌功歌德，而後觀風者，或有采焉。” 文曰：“群醜煽禍，天道所厭。至仁薄群生，幽明咸賴。我候得天之威，平禍之易一至於此，積威敷德之效，何容言哉。” 碑文記載：海上巨寇阮其寶、四師老、林剪毛等，糾集一批亡命之徒，為患於閩、浙、交、廣之間的沿海一帶有二十多年之久。嘉靖初年，海寇掠奪同安小澄島，抓走二百餘人，致小澄島成一片廢墟。接著又洗劫東石，圍攻深滬，進犯惠安崇武沿海，漁家船民遭災慘重。程秀民出任泉州郡守後，即率官員到沿海各地巡視防務，督造數十艘戰船，招募數千名水兵，分派文武要員守住海防路口。其年五月間，阮其寶又率眾進犯石井一帶，程秀民披甲上馬，率南安縣丞馬一洪及指揮孫廷槐，帶領水兵出擊，一舉破其三舟，擒賊三十餘眾，使阮其寶逃遁草嶼。程秀民得石井船民鄭汝暢、張本應等通報，立即登上石井墩台，對鄉親說：“草嶼與周圍環海非寇潛伏之區，吾等舟發列縱，緩急相應，使其前後左右無可乘之隙，自必殲之。”程秀民親自上船督軍，圍攻草嶼，全殲海寇。 如今，鼇石山頂巔尚有墩台遺跡，墩台邊三塊粗石板合蓋起來的小宮，供奉著平寇海戰陣亡將士的靈位。 安海港 古稱“灣海”，又稱安平港，位於圍頭灣內，屬晉江市，在泉州城南二十餘公里瀕海處。扼晉江、南安兩縣的水陸要衝，依山臨海，海灣曲折，海面開闊，風浪小，是宋元時代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和避風良港。 山川形勢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四．山川志．安平鎮山川》： “安平鎮山川 在縣治西南八都，上接溫陵，下達漳、粵，西拒九溪、黃岡之險，南通金、廈、台、澎之舶。 其地勢則自三峰毫光轉東十裏許，為六都熊山。迤邐至七都桐林、錢埔、曹店直至龍山寺，分為三支：東則由坑岬而貫於東洋，西則由型厝而達於西疇，中乃龍山，為安平入脈之腦。 由龍山南行，至北門埔，仍三分其派：東由後庫而至海，以護于左；西由鼇頭而之下阪坑，以護於右；中則自拱北亭突起永高山，轉南而鼇美塔、世德里，以跨於海。 此安平內局之形勢也。 以外局言之： 自曹店而東曰坩阪庵，前接以浦邊，障安平之左臂。而由浦邊南行，則有莊頭蕭，下至東石，以距海門之東。 自曹店而西，曰古田、後蕭，接以曾埭，障安平之右臂。而由曾埭南行，則有朴兜、江崎至石井，以距海門之西。 其水道東則自古陵趨東南隅，入於海；西則由南安九溪達大瀛，入曾埭，而注於海，與東之水匯于石井江。 此安平外局之形勢也。 采柯希九《安平紀略》。” 沿革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九》載：“安海鎮，府南二十裏，古名灣海。宋初始改為安海，曰安海市；西曰新市，東曰舊市。海泊至，州遣吏榷稅於此，號曰石井津。建炎四年（一一三○年），置石井鎮……元置石井巡檢司於此。” 綜合《閩書》、《讀史方輿紀要》、《晉江市志》、《安海志》等記載，安海的沿革是： 安海漢代稱“灣海”，以其地處“九十九曲”的石井江之濱，海灣航道彎曲而名。 唐．開元六年（七一八年）晉江設縣建制，灣海隸屬晉江縣。 北宋．開寶（九六八∼九七五年）年間，唐名臣安金藏後裔安連濟徙居灣海，易“灣”為“安”，始名“安海”。 北宋．元佑二年（一○八七年），泉州開港設市舶司，安海逐漸成為對外貿易港口，始稱安海市，並形成西、東的新市、舊市。安海碼頭有一眼自然形成的石泉深井，井水清冽甘美……石井畔設立津卡，海泊至，泉州州官遣吏在此榷客舟稅，號曰“石井津”（即海關“分關”），安海市即屬“石井津”管轄，稱石井津安海市。今“石井津”遺址尚存。 南宋．建炎四年（一一三○年），安海設置“石井鎮”，吏部郎朱松首任鎮監。當時的石井鎮並轄今晉江安海、南安石井兩地，兩鎮所沿用的掌故是同一歷史事件，即宋代朱松（韋齋）監稅于石井鎮，故有“石井津開雙石井”之稱。安海即稱石井鎮安海市。 由於朱熹曾隨父至任所，青少年時代在泉州度過；朱熹任同安主簿時，又“數臨安海講學，啟迪文風，誨掖士子，因而人才蔚起”；後來朱熹之子朱在還在安海主持營建頗具規模的石井書院，奉祀朱松、朱熹父子，因此，安海被稱為“二朱過化”之地。泉州府文廟明倫堂舊有一聯：“聖域津梁，理學淵源開石井；海濱鄒魯，詩書弦誦遍桐城。” 曆宋、元兩朝後，至明代，晉江安海與南安石井分別析出設鎮，南安石井鎮沿用“石井”為名，而晉江安海鎮則改稱“安平鎮”。 明．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晉江知縣盧仲田主持建築安海城，次年城成。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年）泉州知府熊北潭重新大修，城周一千二百七十丈，高、厚各一．三丈，開四門。 至清，“安平鎮”又改稱“安海鎮”。 清初順治遷界，安海“丙申（一六五六年）毀鎮”。 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沿海“複界”，時安海夷廢將近三十年。明威將軍、晉江衙口人施秉奉命坐鎮安海。施秉進駐後，督令兵士開闢荒灘，按舊鎮格局，草建簡易民房店屋六百多間，為歸來無家的安海遷民提供暫時棲身之所，“以賃民居，收四季稅”，安海復蘇。其後幾經擴建和改建，總數達八百多間。這些房屋後來成為施氏私人產業。 “港通天下商船，賈胡與居民互市” 當宋元刺桐港鼎盛時，安海“港通天下商船，賈胡與居民互市”，成為十分興隆的刺桐“南港”。當地居民也形成了至今仍存的經商傳統。 明．《安海志》載：“宋元於今，商則襟帶江湖，足跡遍天下，南海明珠，越裳翡翠，無所不有，文身之地，雕題之國，無所不到。” 新編《安海志》曰：宋代的安海“東有舊市，西有新市，因競利而後設鎮，市曰‘安海市’，鎮曰‘安海鎮’。今市散處直街曲巷，無非貿易之店肆，約有千余座，蓋四方射利者所必趨，隨處成交。” 巨量貨物的集散促進濱海陸上交通運輸迅速發展。海港東畔的安海，當時還是從東北向西南走向的半島，陸路只有北面經曹店至五陵通州治的車馬大道，與南北大官道的連接則專靠舟渡。那時，安平渡“方舟而濟者日千萬計”，但“船交水中”，時有不測，“大為民患”。 為此，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年）建造竣工安平橋，橫跨于安海、水頭海灣，長達五華里，號稱天下第一長石橋，成為晉南交通要衝。安平橋竣工後三十一年（宋．淳熙九年，一一八二年），又于安平橋北面約三華里建造鎮安橋，與安平橋並列于同段海港。故又有“安平渡架兩安平”之謂。 至明，安海的通商互市不衰。 明．泉州儒士李光縉《景璧集．卷四》載：“吾溫陵（泉州）裏中家弦戶誦，人喜儒不矜賈，安平市（安海）獨矜賈，逐什一趨利。然亦不倚市門，丈夫子生及已牟，往往廢著鬻財，賈行遍郡國，北賈燕，南賈吳，東賈粵，西賈巴蜀，或沖風突浪，爭利於海島絕夷之墟。近者歲一歸，遠者數歲始歸，過邑不入門，以異域為家。壺以內之政，婦人秉之。此其俗之大概也。” 明．泉州何喬遠《鏡山全集．卷五十二》亦雲：“安平（安海）一鎮……瀕於海上，人戶且十余萬，詩書冠紳一大邑。其民嗇，力耕織，多服賈兩京都、齊、汴、吳、越、嶺以外，航海貿諸夷，致其財力，相生泉一郡人。” 何喬遠《秋日安平八詠（錄二首）》： 一“西橋五里海門遙，小閣觀音壓岸腰。 陡見蓮花清宿淤，拍天白雪是秋潮。” 二“寥氏為錢禮上蒼，何如大宛面如王。 南風一片孤帆入，帛布人誇欲鬥量。” 注：大宛面如王：指大宛銀幣。帛布：錢幣。 安平商人 安平商人早在唐朝就航行海外經商貿易。隨著泉州海外交通的發展，安海成為貿易重鎮，許多安海商人出海經商。到了明代安平商人的販海貿易活動達到鼎盛時期，清中葉以後，安平商人走向衰微。 安平商人既從事國內貿易又從事海外貿易。安平商人行商區域廣闊，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乃至西南夷地，海外則泛東西洋。他們“貿海則文身之地，雕題之國，無所不至”，有的且能夷言。 安平商人從事海外貿易以呂宋（今菲律賓）貿易居首位。“安平之俗好行賈，自呂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趨利，十家而九。”如李寓西、陳鬥岩，首航呂宋，獲巨利歸。顏嘉冕先後到順塔洋（今印尼爪哇西部）和舊港一帶經商，陳士勳商於咬留吧（今印尼雅加達）而卒。鄭金沙，少經商仰光大埠。柯叔均，由寧波往汶萊生理。據日本的《長崎荷蘭商館日記》記載，安海商船經常出沒於長崎港，如一六四一年（明．崇禎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七月一日、七月四日、就有安平海商的三艘貨船開到長崎。 安平不同層次的人物可以通過從事小型商業貿易逐步向中型、大型的商業貿易趨近，從而使安海出現小賈、中賈、大賈的名堂。明．李光縉《景璧集．卷十四》曾描述一例：“處士（陳鬥岩）甫垂髻，避難入安平市，市人亡知之者。顏君道謀睹其狀貌，大奇之，遂許以季女……多摯金錢財帛以界之，處士藉以運籌鼓策……處士其初鬥智，最後爭時，行財幣或如流水，若猛獸鷙鳥之發，人雖與共用事，終不如之矣。故人或折閱，而處士收息反倍之。處士行賈，北走齊、吳，南走粵。呂宋洋開，鬻財呂宋，轉販所致，人多重之，倚所祭酒，竟以致富……” 安平商人輸出的貨物主要是從海外採購的胡椒、木香、象牙、明珠、翡翠以及吉貝、苧、絲、錦、綺、荔枝、龍眼、柑等。 明、清安平商人有幾個特點： 第一，“歐洲中古後期的商人，以冒險遠征為目的，有開闢新天地的宏願，安平商人則剛剛相反，以收為主，這是中外海商性格的不同點。”（傅衣淩：《傅衣淩治史五十年》．廈門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第二，“中國商人有與官僚勾結的一面，也有不勾結的另一面。這個不勾結，固能擺脫封建特權的糾纏，然他們沒有政治上的憑藉，每易起落無常，不似徽、蘇、山、陝大賈之以鹽筴為本業，有某些政治奧援，故仍能在中國封建社會裏維持其地位於不墜。”（傅衣淩：《傅衣淩治史五十年》．廈門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第三，“安平商人雖善服賈……他們還是農賈兼業，以農為本，就是說，中國的商人資本始終沒有脫離土地權力的羈縻。”（傅衣淩：《傅衣淩治史五十年》．廈門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曾泉公就是“用本守末”的典型。他“自垂髫時，業已從兄伯賈閩廣間，其後轉貲荊湘，從業吳越，北極燕越，海岱之墟，足亡不遍。而珠璣、犀象、香藥、絲𨍥、果布之湊，蓋不數年，而公成大賈矣。公為賈用本守末，以文持武，智能權變，勇能決斷，仁能取予，疆能有所守，乃其傾貲延士，設財役貧，蓋有儒俠之風焉。” 第四，賈儒兼營，從儒入賈。“孺人”、“處士”等社會階層的人士均可能從商。如上述處士陳鬥岩。又如贈公“偉姿觀，善心計，初治鄒魯家言，後乃棄去行賈”，楊喬“安平人，十歲通經史大義，會父及伯兄繼歿，仲兄遭宿疾，不任治生，乃輟儒之賈”，“陳潔家貧，棄儒就賈”等。 第五，“安平商人與鄉族勢力關係的密切，這亦造成安平商人身上所具有脆弱的性格”（傅衣淩：《傅衣淩治史五十年》．廈門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但同時，也形成了安平商人的勤儉節約，樂善好施的優良品德。他們或捐資修路造橋，或賑濟孤獨鰥寡，或倡建堂廟，或置祀田、塾田等。 安平人經商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是善於運用智力經商。如贈公“偉姿觀，善心計”，曾友泉“傾貲延士，設財役貧，善有儒俠之風”，李寓西“賈先敏也，知福智也”。運用智力經商，是決定能否致富的關鍵。“大都賈之為道，春貰貸郡國，可以覽勝；其爭時鬥智，可以獲嬴”。 二是臨財有信，拾金不昧。為商之道，講求信用，取信於人，拾金不昧，諸商敬重。如王瑞“所挾貲最下，能和煦襲人，臨財有信，人愛而重之”。伍榮辰賈於粵，有客遺百金於其寓，越數日撿得，呼還之。其人願刈半以謝，卻之，自是諸商益加敬重。 東石寨 東石古寨位於晉江市東石鎮鎮區，北望晉南山嶽村落，向南虎視圍頭灣，與金門島遙相呼應。與東石寨相連的是佛門聖境大覺寺。 據《西山雜誌》載，東石寨原是春秋時閩中佘家寨，隋．開皇元年（五八一年）重建。宋．太平興國六年（九八一年）重修，面積三十多畝，寨垣高二丈，寬丈余，東北及西北方向各有圓拱寨門，寨城上有雉堞城樓。歷代駐有千總、百總及都司。 明．成祖永樂三年至宣宗宣德八年（一四○五∼一四三三年），鄭和船隊七下西洋。其間，副使王景弘還曾特地到泉州，“顧東石舟”，並“以東石沿海名舟代（“舟代”合一字）導引下西洋。” 明末清初，鄭成功率軍在東石寨安營紮寨、操兵演練，東石寨成為明軍訓練水師的水操台，由施琅、馮雲、黃梧等人分守。鄭成功收復臺灣後，馮雲守東石。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鄭成功的叛將施琅領清兵攻東石，馮雲、馮錫范父子、伍士達在煙墩、龍江寺和倒橋與清軍大戰，馮雲戰死，東石失守，馮錫范領舟師退集白沙城東門窟。 《臺灣外志》載，白沙城系鄭成功的叔父鄭鴻逵為抗擊清兵，于清．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年）拆安海城，擇東石南面圍頭灣上白沙島（現已與大陸相連）建的城寨。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貝勒世子招撫鄭成功未成，便令右路總兵王進功為帥，督舟師攻白沙。鄭成功與鄭芝豹往救，令林順、楊祥、陳斌、黃昌、陳芋、藍衍、楊祖等八鎮出援，王進功方退回泉州港。 《臺灣外志》還載，三藩之亂後，鄭成功之子鄭經派澎湖守將、前虎衛林升守東石寨，屯田道鄭時英兼理鹽政。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九月，林升奉調督兵石碼，委其部將施延、陳中二人共守東石。健卒楊虎、李萬金因被鞭打，乘夜入泉州報提督楊捷，說東石寨空虛可取，願為前導。楊捷調步、騎兵千餘，二十六日拂曉至東石，四面環攻，施延、陳中俱戰死。林升聞訊來援，寨已被占。劉國軒聞東石寨已破，同吳淑、林升、江應、林應移後阪再築一寨，以防清兵進攻。 水操台往裏走，有一奇岩突兀，古人依岩勢構建了夫子廟。上二十余級石階，岩石右側築有雙層八角亭“朝曦亭”，參天古樹覆蓋。 登上高岩，另有一塊危石聳立，上刻“棣徑”，中刻“丹心”二字，字體剛勁，正氣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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