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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佛教 資料來源：泉州歷史網 佛教大約創立於西元前五世紀的印度北部，據《佛祖歷代通》等書記載，佛教在秦、漢時期已經影響到中國，晉、唐之間又進一步在中國各地傳播。 泉州佛教盛行，唐朝就有“泉南佛國”之譽。宋朝著名的理學家朱熹對泉州有“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的讚語。
兩晉南北朝 兩晉南北朝，戰爭連年不斷，百姓困苦，為佛教的廣泛傳播提供了條件。西晉末年，爆發諸王混戰，南方較為安定，中原士族和大批勞動人民南遷，不僅帶來中原文化，還把東漢時傳入中原的佛教傳播到泉州。 泉州最早的佛教寺廟——建造寺（延福寺） 晉．太康九年（二八八年），在當時閩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安豐州九日山附近建造延福寺。這是文獻記載的泉州最早的佛教寺廟建築。 乾隆《泉州府志．壇廟寺觀》轉引《名勝志》雲，泉州西門外九日山延福寺“晉．太康年間建，去山二裏許。唐．大曆三年（七六八年），移建今所，寺額歐陽詹所書。大中五年（八五一年）賜名建造寺”。 《泉州府志》收集的宋．晉江人曾會《修延福寺碑銘》亦雲：“造寺也，始晉．太康九年（二八八年）。” 之後，寺院和僧侶不斷增加。 最早來泉州弘法者的番僧——拘那羅陀 最早來泉州弘法者的外國僧人當推南朝．印度高僧拘那羅陀。 拘那羅陀精於大乘佛教，他應梁武帝之請，從扶南泛海到廣州，然後到南京（建業）、江西、江蘇，南朝．陳．天嘉三年（五六二年）泛海抵達泉州，掛錫南安豐州延福寺，講佛、播道、翻譯《金剛經》，開創了泉州佛教與海外交流的先河，促進了佛教在 泉州的發展。 宋．曾會撰的《重修延福寺碑銘》雲：“古《金剛經》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羅陀，梁．普通中泛大海來中國，途經茲寺，因取梵文，譯證了義，傳授至今，後學賴焉。” 南朝古墓的僧侶圖案 二○○三年，豐澤區北峰鎮招豐村石坑村發現一座長方形券頂磚式墓。 經過清洗刻有漢字的墓磚，發現個別墓磚側面反體陽刻有“使馬”、“小使”等字，以及幾何圖形、錢幣圖案。而其中一塊完整的墓磚側面刻有“承聖四年”。“承聖四年”是南朝．梁元帝蕭繹年號，為西元五五五年，推斷該墓為南朝時期墓葬。 墓室壁上發現了身披袈裟、雙手合攏的僧侶圖案，數量不小，樣式同一。這種僧侶圖案還是泉州首次在古代墓室內發現。從出土的文物及墓室內的圖案，可以推測該墓主人生前可能信奉佛教。
唐 唐朝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黃金時代，亦為佛教的興盛時期。 自唐太宗至僖宗等八位皇帝均信奉佛教，牽動了唐代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科技和對外關係等各個領域。 浩繁的譯經事業基本完成，具有中國風格的佛教宗派相繼崛起，多種規儀制度的漢化和建築、雕塑藝術的發展，使佛教得到迅速流播。 唐設鴻臚寺下的崇玄署管理僧、道。武則天以後，以禮部下的祠部轄僧、道事務。 唐代，泉州的社會經濟、文化迅速崛起，為佛教在泉州流傳提供有利的社會基礎。佛教寺廟的興建是佛教興盛發展的重要標誌。 佛教寺廟的興建。 唐．垂拱二年（六八六年），在泉州肅清門外建白蓮瑞應道場，後賜額蓮花寺。長壽中（六九二∼六九四年），蓮花寺改名興教寺。神龍中（七○五∼七○七年），改名龍興寺。 垂拱三年（六八七年），在鯉城區江南鎮曾林村紫帽龍首山麓建安福寺。寺內原有五尊唐代中、後期的石雕佛象，現存三尊，另二尊頭已破損，屬古印度犍陀羅藝術範疇，是泉州地區早期佛教雕像。 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敕天下佛寺皆改名開元寺。 天寶六年（七四七年），在肅清門外建水陸寺。 貞元年間（七八五∼八○四年），在郡治北清源山梅岩已有福先招慶院。 唐．天祐年中（九○四∼九○七年），建觀音院，宋．治平年間（一○四六∼一○六七年）賜名普照寺。 唐．天祐年間，在青陽山有法雲寺。 還有建于隋唐年間的同安興教寺，宋．熙寧年間（一○六八∼一○七七年），改名梵天寺。 唐．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年），佛教傳入安溪，在整個唐代安溪興建佛寺十五座。 總之，有唐一代，泉州一府五縣（同安、惠安、安溪、南安和晉江）共造佛寺院四十多座，足見唐代泉州佛教之興盛。 佛教興盛發展。 今泉州開元寺仍保存著泉州西門發現的紀年為唐．大中八年（八五四年）的六角形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構件。經幢為鄉貢進士歐陽偃及沙門文中共書。經幢有篇序文，敘述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是如何從印度傳入中國的。 唐．大中八年的泉州佛教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有一面是題名刻字的，這些題名有三部分人： 其一為信眾募緣題名，有姓名者數十人，這些善信中有許多女施主，她們的名字有一個特點，是以數字為其名的，即從一娘、二娘、三娘、五娘、七娘、十二娘不等，還有幾位名字相同，僅姓不同罷了。經幢記載，募緣捐建此經幢的善信有二百多人。諸多捐款、捐物的善信，有的是“為考妣，各舍鐸一口”，有的施捨布一疋“以為孝妣”。 其二，經幢題名的人還有泉州的地方官員。如朝議大夫使持節泉州諸軍事守泉州刺史上柱國薛凝，都押牙將值仕郎□太常寺奉禮部驍騎尉謝愻，押牙吳□、押牙陳元度、押牙兼都虞侯林弘、□□、押牙□□團練管幹許庶等。從以上官職看，薛凝是官三品，階五品；謝愻官職唐史未見；《五代史》有“押衙”官職，未見“押牙”。這些地方官對佛教之宣導，甚至他們就是佛教信徒，因此有利於唐朝泉州佛教的發展。 其三，佛頂尊勝陀羅經幢的書寫和鐫字人。書寫人是“鄉貢進士歐陽偃、沙門文中共書”。《閩中金石略》認為“一石而兩人合書，亦為創見”。更重要的是“鄉貢進士歐陽偃”，《泉州府志》、《晉江縣誌》的《選舉科目》不見其名，可補府、縣誌之缺。唐朝泉州仕進文人為佛教經幢作書，對佛教在泉州的發展也起了推動的和用。唐朝泉州被譽為“泉南佛國”。經幢是盧准等三人募緣拾二千文樹立的。 唐．乾寧四年（八九七年），文人黃滔撰《泉州開元寺佛殿碑記》，記泉州開元寺初建，“嘗有紫雲覆寺至地，至今凡草不生其庭”，又說：“垂雲薙草，天啟地靈。之如是，則開元寺實寺之冠，斯又冠開元焉”。這裏說的是自唐．垂拱以來，泉州開元寺流傳的美好神話傳說。至今，泉州開元寺的“桑蓮古跡”、“紫雲殿”、“紫雲屏”等，都是承唐·垂拱以來的“垂雲薙草”的傳說而來的。 《碑銘》又雲，泉州開元寺和“桑蓮、雲草”之盛名，“實寺之冠，斯又冠開元焉。”可知早在唐朝，泉州開元寺就是閩中諸寺中最有名的佛刹，而泉州開元寺以“桑蓮、雲草”為最為著名的勝景。 《泉州開元寺佛殿碑銘》記載了泉州開元寺自唐．垂拱二年（六八六年）以來的沿革，記錄了王審知的崇佛，是今日研究泉州開元寺歷史、泉州佛教史、泉州古代文化思想史和研究泉州古城史不可缺少的材料。 據《碑銘》雲，唐末泉州“開元寺佛殿之與經樓、鐘樓，一夕飛燼”，其時泉州刺史王審邽“為茲郡之秋也……乃割俸三千緡，鳩工度木，煙岩雲穀”之中。第二年，“寶殿湧出，棟隆舊綺，梁修新虹……方珪叢鬥，楣承蟠螭，飛雲翼拱，文榱刻桷”。 重建後的開元寺，競是“僧朝梵而谷應，升者骨冰，觀者目波，而五間兩廈昔之制也”。即泉州開元寺重修後，保留了以前的規制。其大殿佛像的排列次序是：“自東迦葉佛、釋迦牟尼佛、左右真容、次彌勒佛、彌勒佛、阿難迦葉、菩薩、衛神”。並說明這種排列次序，是以“法程之有常”為依據的。如今泉州開元寺大雄寶殿佛像的排列與唐代大不一樣，則為以後歷次重修後改變的。 乾寧四年，泉州開元寺重建，其佈局和規制是大佛殿居中，“東北隅則揭鐘樓，其鐘也新鑄，仍偉舊規；西北隅則揭經樓”。其新規制的形勢與“又立嶽峰，兩危蜃雲”相配合，“東瞰全城，西吞半郭”，尤為壯觀。這不但載明泉州古城址變遷的不可多得的史料。 《碑銘》還記載了唐末福建佛教大盛行，統治者崇拜佛教的情況。乾甯四年，王審知為福建觀察副使，“泊帥閩也，愈進其誠，繕經三千卷，皆極越藤之精，書工之妙”。王審知特別舉行隆重儀式，迎送佛經入重修後的泉州開元寺的揭經樓。其儀式是“駕以白馬十乘，送以府僧，迎以郡僧，置茲之樓”。唐末王審知的崇佛，泉州佛教的興盛，一目了然。 名僧與佛學著作 唐朝泉州出現了不少著名僧人。 匡護，俗姓丘。垂拱間（六八五∼六八八年）來西洞州（今鯉城區老城區）一帶傳播佛教。垂拱二年（六八六年），匡護募黃守恭桑園創建蓮花應瑞道場（即今開元寺），為泉州開元寺世祖。講《上生經》，聽者常千人。 釋懷暉（七五六∼八一五年），俗名謝懷暉，泉州同安（今屬廈門市）人。 貞元（七八五∼八○五年）初，懷暉赴江西洪州（今豐城市）師從禪宗南派——江西禪系大師大寂禪師（法號道一，俗姓馬，世稱馬祖），專攻《楞伽經》等大乘教義，頓明心要。馬祖時代，禪宗尚受到其他教派的排斥，尤其是在北方和長安。懷暉有感于馬祖北上弘法未達預期目的，即以傳播南宗禪法為己任。後赴山東泰安徂徠山、齊州（今山東濟南）、河南省焦作市修武縣北嵇山百家岩、山西省永濟市中條山等地，廣布禪宗。 元和三年（八○八年），奉憲宗詔進京，于長安章敬寺毘盧遮那院安置，與元和年間先後奉詔赴京傳禪說法的馬祖弟子惟寬、大義，擴張洪州系南禪的影響，逐步形成京禪流派。還收新羅國貴族玄昱為徒，玄昱回國後創立了新羅禪門九山之一的鳳林山派禪宗佛教。 皇帝每召懷暉入麟德殿參與講論佛經，被推舉居上座，與“名公義學”、“擊難者”進行過激烈論辯，使馬祖的禪學思想佔據了文化中心長安的講壇。論辯結果是禪宗贏得了朝廷的尊崇，終於使禪宗成為了中國佛教的主流教派，流布千年，風及海外，使禪的思想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質和標誌。懷暉由此成為馬祖之後最重要的禪宗繼承和發揚者之一。 講法之餘，懷暉還著有《法師資傳》一書，主要記述從印度迦葉至慧能、神秀的祖師世系，及南能（慧能）、北秀（神秀）分宗的歷史。懷暉卒後，敕諡大覺禪師。 黃糵禪師，會昌間（八四一∼八四六年）卓錫同安縣夕陽山。 令言，開元寺僧，天臺宗。大中二年（八四八年），於開元寺西創支院“西羅漢院”，苦行，習內典。曾出遊燕、趙，傳《法華經》、《上生經》。 文偁，募化造木塔於開元寺東，鹹通六年（八六五年）塔成，凡九級，賜名鎮國（後改為石塔，即東塔）。 無了，泉州沈氏子，結庵龜洋。告寂，諡真寂大師。 無等，出家於會稽（今屬浙江紹興），早年來泉州，掛錫南安九日山下延福寺。後在九日山西峰佛岩下一天然洞穴結草為廬，築一石室，隱居修煉四十四年，並於岩下石室上方鐫刻“泉南佛國”四個大字。卒後，人們雕石像於洞中以祀，岩因稱無等岩，洞稱無等岩洞。 常笈，延福寺無等弟子。後主開元舊法華寺。 岩頭和尚：《祖堂集》載，岩頭和尚是泉州南安人，“于長安西明寺具戒成業”，講《涅槃經》。 還有義存禪師。 義存南安縣人，出生于長慶二年（八八二年）。自幼友僧新佛，清淨謹志。十二歲從家君遊莆田玉澗寺，十七歲落發。唐．會昌滅佛，義存蓬跡于福州閩候芙蓉山。宣宗即位（八四七年），廢除滅佛令，義存北游吳、越、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於幽州寶刹寺，訖巡名山，扣諸禪宗。後到武陵參見南禪宣鑒大師．德山，極受宣鑒看重。 鹹通十一年（八○七年）起，義存住持福州雪峰山廣福院四十年，天下釋子趨之如赴召，常不減一千五百徒之環足。唐僖宗賜真覺大師之號。 大順二年（八九一年），閩王·王審知雅隆其道，為之增宇、設像、鑄鐘，以嚴其山，時則迎而館之於府之東西甲第。龍紀元年（八八九年），義存生前預造葬地，並自為序。天複三年（九○三年），王審知刻義存自序於碑。 梁．開平二年（九○八年）五月圓寂，因奔喪而奔閩之僧尼、士庶僅五千人。閩王娣之，延稟如陳祭，是高齋焉。 義存是繼承南禪青原法系下的曹洞派的大師，追溯其法系是：達摩——六葉止於慧能——宣鑒——義存。義存的分燈弟子如師備擁徒于元沙（今安國），可休擁徒於越州洞岩，智孚擁徒於泉州招慶，神晏擁徒于福州鼓山。分燈之道，皆膺聖獎賜袈裟。義存分燈弟子而“膺聖獎賜紫袈裟”一事，在南禪少林和曹洞派中引起很大的反響，即“自少林之逮曹溪，無不刻碑而紀頌”。 唐朝泉州的佛教雖然受會昌年間武宗“滅佛”的打擊，但很快得到糾正。唐一代佛教逐漸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互融匯，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佛學體系。各宗學說競立，匯成卷帙浩翰、內容深博的佛學經藏，研究佛學思想的風氣大盛。如泉州開元寺開山祖師匡護，善講《上生經》，聽眾“驟致千人”；開元寺僧令言，苦行內典，傳《法華經》和《上生經》；釋叔端，學通《唯識》、《維摩》、《俱舍》諸論，學識淵博，著有經論數十卷。其門下弟子道昭，深通《唯識》，著有《真書唯識論解》八十卷，時人稱為“唯識大師”。禪宗雪峰義存分燈泉州的弟子慧□、元晤，都是著名的禪師。 海外交流 據日僧元開所著《唐大和尚東征傳》記載，唐．天寶年間（七四二∼七五六年），隨從鑒真渡日弘法的二十四位弟子中有泉州超功寺僧曇靜。鑒真、曇靜等在日本被授於“傳燈大法師”尊位，曇靜後來在日本擔任戒師，對佛教在日本的傳播起了一定作用。 唐．大中年間（八四七∼八四八年）來泉州弘法的外國僧人有印度高僧智亮。 智亮僑寓開元寺東律院。因他四時都袒一膊，故稱“袒膊和尚”。後因慕德化戴雲山“幽絕可廬”，常言“身在紫雲，顯在戴雲”，遂與其師慈感結廬戴雲山修持，時有馴服老虎伏其側。 他長期在泉州弘法，能寫漢詩，現存《詠戴雲山》二首： 其一： “戴雲山頂白雲齊，登頂方知世界低。 異草奇花人不識，一池分作九條溪。” 其二： “人間漫說上天梯，萬轉千回總是迷。 爭似老夫岩下坐，清風明月與心齊。” 開元寺支院中有以其所居名袒膊院。智亮後在開元寺居室示寂，其弟子將其身運往戴雲山塑像奉祀，崇為戴雲寺開山祖師。
五代 爭建祠宇，僧徒日熾 五代，福建偏藩海隅，社會獨安寧，泉州佛教迅速發展，其原因正如黃瑀指出：“五季迭興，偏方離析，全閩之地，王氏得而有之。干戈相尋，略不休息。將佐晚年，悔於屠戮，爭建祠宇，盡刈膏腴，求為福田。僧徒日熾，甲於天下。” 許多戰場建寺廟以超度亡魂，如泉州的玉泉廣濟院，五代時留從效與朱文進交兵於此，殺傷甚眾，留從效遂即其地作數區葬之，名千人塚，複建廣濟院以薦冥福。 王審知實行保境息民政策，福建的經濟、文化得到發展。泉州刺吏王審邽，通春秋，喜儒術，命子王延彬設招賢院，以安插流亡。泉州刺史王延彬則“多發蠻舶，以資公用，尺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借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閩王氏據泉州，好談佛理，優禮僧人，據《泉州府志．版籍志》記，王延鈞“遣官弓量田土，定為三等，以膏腴田地盡入寺觀，民間乃得其磽窄者，先後如王延彬、陳洪進諸家，多舍田入寺，顧竊檀施之名，多推產米於寺，而以輕產遺子孫，故寺田產米比民業獨重焉。” 留從效於後周．顯德年間（九五五∼九五九年）“以別墅南園為寺，號南禪，舍田莊九百石”，並以毀廢的招慶院之產業歸南禪寺。 同時，泉州刺史王審邽、王延彬及節度使留從效大造寺院，大造佛塔，大造（或鑄）佛像，大印（或鑄）佛經，並大量剃度僧尼。據《十國春秋》載，閩王政權三十三年中，建佛寺二百六十七座，僅泉州就造五十四造。比較著名的有承天寺、水陸寺、崇先廣教寺、空相院、保福寺、方廣寺、法石寺、金池寺、玉泉寺、玉泉廣濟院、鳳凰寺、涼峰彌陀寺等數十座。 據黃滔撰《大唐福州報恩定光多寶塔碑記》雲，福州“府之寺到於清源（時泉州為清源軍），或存或燼，咸抽金積俸增而新之”。 王延彬大規模擴建開元寺 據泉州開元寺《紫雲開士傳》雲，唐與五代，僅開元寺門下就有各派佛學宗師三十四人，其中以禪、淨土、唯識和南山律宗為最盛行。 唐．天複元年（九○一年），判軍事朱弘宵創地藏院，並置寺田延接僧行昭居之。 唐．天祐元年（九○四年），王審邽逝世，閩王．王審知任命王延彬權（代理）泉州刺史，次年（天祐二年，九○五年）實授，之後執掌泉州軍政大權前後二十餘年。 王延彬治泉，大修功德，大興土木，為外地來泉之高僧在開元寺建造清吟院、清涼舍、浴室院、泗洲院、法興院、法華院、羅漢閣、千佛院、金自院。天複元年，又創淨外白衣院、上方院。此外，在泉州開元寺還創建茲恩院、天佑院、建法院和報劬律院，延請僧人居之。 五代“義英，出家開元浴寶院。閩王．審知造金銀二藏經，聞英善筆劄，征之繕寫，厚施以獎勞。英買田三十畝，歸粥院。” 僧叔端，嘗游錢塘蘇台，參叩四方。乾符（八七四∼八七九年）中以黃巢亂，歸隱十年。州牧王延彬虔禮之，因置深涼精舍處端，號明教大師。 唐．天祐（九○四∼九○七）中，刺史王延彬以僧文超能詩，構清吟院於開元殿東居之。文超，策經為僧，博洽內外，學號宏教大師，曾擢僧正。 據《泉州府志．方外》載，梁．貞明二年（九一六年），王審知“以木植浮海至泉（州）建塔，號無量壽塔（即開元寺西塔）”。 五代“知琀，梁．貞明（九一五∼九二一年）中為開元寺泗州院開山。預言休咎屢征，王延彬命署左街大德。年八十一卒。” 後唐．天成年間（九二六∼九三○年），王延彬在開元寺創千佛院，延僧省僜居之。 五代“文展，居開元寺法興院。秉戒高潔，閉門而坐。日常枵腹，不就王延彬之招。”（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 五代“宏則，文偁弟子。簡素不求贏餘，稍食亡有，雖王公予膏腴卻不納。王延彬贈句有‘莫怪我來偏禮足，蕭宮無個似吾師’之語。”（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 五代“省權，年二十二，能講律，延彬為創院開元寺，優禮之。”（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 五代“挺贊，居開元寺，王延彬為金身院奉之。陳洪進治州，益嚴其道，而贊高年矣。宋．開寶五年（九七二年）寂。”（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 開元寺持續興盛 梁．貞明年間（九一五∼九二一年），節度使陳洪進延請僧棲岑演說西方《上生經》。 後唐．天成三年（九二八年），訓練使陳敬通鑄金身佛像。 後唐．長興元年（九三○年），王延彬嗣子王繼崇任泉州刺史，創建清隱院，延禪僧師寂住持。 後晉．天福二年（九三七年），節度使留從效創建六祖東院，延請僧如岳居之。 南唐．保大間，漳州刺史董思安，其妻率子全武，在泉州開元寺建棲隱禪寺，以薦冥福。 南唐．保大四年（九四六年），王延政從子王繼勳在泉州開元寺建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經幢。 經幢八角八面，高一百二十百米，堅刻七十六行文字，除主要部分經文外，又刻記施捨建經幢人的姓名，其中有許多地方官員，如“州司馬專客務兼御史大夫陳光嗣”、“州長史專客務兼御史大夫溫仁儼”、“軍事左押衙充海路都指揮兼御史大夫陳匡俊”、“榷利院使劉拯”，還有“光祿大夫檢校尉持節泉州諸軍事守泉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琅玡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王繼勳”等。以上官職，多為史書所缺，可為五代史職官志補白，亦是研究泉州五代時社會經濟史、海外貿易史的重要實物材料。 經幢構件上的浮雕飛天，皆赤腳裸露，身體修長，保留著飛天雕刻風格，亦為是很好的佛教藝術品。經幢銘文還記載，造經幢的石灰岩石，是請“僧于浙水募緣，召匠於太湖，採石徙五載，竟未成功。”可見，當時建造此經幢的石料是采自太，其歷程是十分艱難的。 經幢上諸地方官員題名，其施捨錢財數目，從一千文、五千文到三十文等。這反映了五代時泉州以刺史為首的地方官員崇信佛教的情況，而他們建造的經幢也是他們的功德碑。 道昭，叔端門下弟子，居開元寺羅漢閣。南唐．保大八年（九五○年），詔征不赴。深通《唯識》，著有《真書唯識論解》八十卷，時人稱為“唯識大師”。 五代“棲霞禪師，同安人，居開元寺，以道自高。州牧王繼勳將為廣居植糧，辭不受。嘗有客來止庵中，顧其寒色滿屋，解囊金以施，霞置諸床下。七年，客複至，將更施，霞笑曰：‘前惠尚存。’出視，塵封厚矣。客乃歎曰：‘如此道人，誰能垢之？’俛取舊金而去。”（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 五代“從允，居開元寺，偽閩通文一年，取筆書伽陀，遂告寂。”（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 宋．建隆三年（九六二年），留從效改威明廟為上生院，延請僧道岑為住持。 省僜與《祖師頌》、靜、筠《祖堂集》 省僜，俗姓阮，五代．仙遊人。七歲出家，從泉州開元寺僧可遵。二十歲稟大比丘戒。後雲遊吳越，遍叩宗匠。歸閩後，從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為其法嗣。其法系是：福州雪峰義存（八二二∼九○八年）——漳州保福從展（八六七∼九二八年）——泉州福先招慶省僜。 後唐．天成年間（九二六∼九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在開元寺造千佛院，請省僜主持。 後晉．開運初（九四四∼九四六年），朱文進殺王延羲，據其位。署其党黃紹頗為泉州刺史，遷省僜居招慶寺，稱明覺大師，從學者千許。 後泉州亂，招慶寺毀於兵火。留從效為清源節度使後，重建招慶寺，南唐．保大四年（九四六年）延請省僜為第一世主持。 南唐．保大四年（九四六年），招慶寺燬於兵。留從效舍南園建南禪院即今之承天寺，招慶舊業並焉，留從效延請省僜主持承天寺。這表明泉州招慶寺與承天寺同為南禪曹洞派的寺廟，且兩座寺廟的關係十分密切。 開寶五年（九六七年）五月，省僜卒，壽八十，法臘六十一。 後唐．天成（九二六∼九三○年）至南唐．保大四年（九四六年），省僜撰《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簡稱《祖師頌》），因保存于敦煌寶庫得以留存。撰序者為陝西終南山僧慧觀，抄錄者為敦煌三界寺僧道真。說明五代時泉州佛教寺院與陝西、敦煌佛教寺院聯繫之緊密。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九五二年），招慶寺僧靜、筠編《祖堂集》竟，省僜六秩晉一，為之序。 《祖堂集》是現存最早的禪宗燈錄，高麗．高宗三十二年（一二四五年）《祖堂集》十二卷被收入高麗版大藏經，其版現藏于韓國伽耶山海印寺。《祖堂集》自宋以後即在中國失傳，朝鮮海印寺的藏本直到近代才重新發現，它是研究中國禪宗史和禪宗在朝鮮半島傳播史的珍貴資料。八十年代，《祖堂集》由日本傳回泉州。 《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和《祖堂集》，同為十世紀泉州佛教禪宗的重要典籍，是研究唐、五代泉州佛教思想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其他名寺、名僧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五代》載： “文矩，字湼槃。出言成讖，歷歷如券。嘗詣西院法堂，輪竹杖而入。會有五百許僧染時疫，文矩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王審知甚加禮重，創崇福寺於泉州以居之。號慧日禪師。” “行修，祝發瓦棺寺。（後唐）同光二年（九二四年），移錫湖西法相寺，依石為室，禪定其中，跏趺而化。寺僧為泥塑封之。宋．咸平三年（一○○○年），賜號慧大師。” “守息，安禪晉江（清源山）五台峰右。有馴虎之異，後因名虎岩。” 此外，在泉州塗關門外法石寶覺山附近烏墨山澳的山坡上，還發現梁．開平三年（九○九年）雕刻的石，石像高一百七十釐米，立姿，赤腳踏仰蓮座。現在仍保存泉州開元寺內。 海外交流 泉州僧人智宣，慕義淨之舉，唐末沿陸上絲綢之路，“結侶渡流沙”，到天竺國求法，在印度住了二十五年，“所至國土，懷古尋師，好奇侚異，聚梵夾，求舍利”。《東南亞的福建人》記載智宣在海外遊歷三十余國，“取道蘇門答臘，在室利佛逝學習梵文，翻譯佛經。”後樑．開平元年（九○七年）五月，智宣回到開封，進獻辟支佛骨、梵本貝葉經等。 五代時，有西域僧人朝悟大師，持辟支佛舍利，來居泉州開元寺修法，“數有異征”，寂滅之後，寺僧依其容貌，刻木為像，敬奉于功德堂，號“木頭陀”，又稱“挑燈道者”。開元寺中供有高一．八米的毗盧舍那佛，為國家一級文物，收藏有辟支佛舍利，為唐．乾寧四年（八九七年）朝悟所納。 唐末五代高麗僧玄訥來泉州求法，為雪峰義存門徒，泉州刺史王延彬在泉州西門外北峰鄉建福清寺以居。玄訥在福清寺駐錫三十年並圓寂於該寺。
宋代 佛教較早傳入泉州，到宋代已出現本土化。 逃賦役入佛門成為社會經濟的嚴重問題 寺廟、僧眾在北宋大量擴展。 開元寺曆五代至宋，旁設支院一百二十所，原額田分佈于晉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以及仙遊、莆田、龍溪、長泰等縣。 宋．乾德間（九六三∼九六八年），陳洪進增建延福寺，“支院故有五十余區”，僧侶亦不在少數。 北宋．太宗朝，泉州度僧過濫，到至道三年（九九七年）“已度數萬餘籍，未度者猶有四千餘。”宋初曾下詔全國各縣上報僧尼之數。據《宋朝事實類苑．祖宗聖訓》記，宋太宗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餒者，今殆二十人矣。”這就是說，以前一人種田，僅可勉強養活三人，如今一人種田卻要養活二十人。 原來五代以後，為逃避租賦、徭役，大量家人為僧尼。如宋太宗所雲：“東南之俗，連村跨邑去為僧者，蓋慵稼穡而避徭役耳。”其時，泉州知州上奏朝廷，太宗雲：“泉州奏，未剃僧尼系籍者四千餘人，其已剃者數萬人，尤可驚駭。”表明宋初泉州逃賦役而入佛門的百姓之眾，成為社會經濟的嚴重問題。 於是宋朝統治者對佛教採取經濟上限制，政治上利用的政策。宋代興起的程、朱理學在批判佛教的同時，又吸收佛教那些有利於封建統治的部分教義，提出儒、道、釋合一的主張。宋朝嚴格管理佛教，從建寺院到剃度僧尼，都得經政府有關部門批准，實行度牒制度，限制寺院財產。 因此，宋代泉州的佛教，失去唐、五代時期發展的勢頭。 但是宋代泉州的社會經濟繁榮，特別是泉州的海外貿易繁盛，佛教寺院積聚了巨大的財富，僧人和善信興起了歷史上沒有過的大規模的修寺、建塔、造橋工程。 修寺 唐、五代遺留下來的規模較大的佛寺得到重修，也新建不少的寺廟，如崇福寺、南天寺、法石寺和小雪峰寺，在泉州開元寺建甘露戒壇等。 而泉州的地方官大都延請高僧，改建院堂，改變了對佛教寺院的管理方式。如熙寧年間（一○六八∼一○七七年），郡守陳樞改粥院為禪院，延請本觀禪師主法華院、大中寺、崇福寺和水陸寺。元豐年間（一○七八∼一○八五年），知州喬郎中，以泉州開元寺為禪林，延請僧子琦住持羅山院、承天寺。又如僧宗達，居泉州開元寺之普賢院，知州真德秀延請其主崇福寺。 建塔 宋代泉州開元寺東西二塔的建築，既反映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反映了泉州佛教寺院積聚的財富。據乾隆《泉州府志．壇廟寺觀》轉引明朝蔣德璟《雙塔記略》雲： 開元寺東鎮國塔，唐．文偁禪師以本造，凡九級，六年方成，賜名鎮國，唐．鹹通中（八六○∼八七三年），以佛舍利鎮塔中。“宋．天禧中（一○一七∼一○二一年），改為十三級”。“紹興乙亥（紹興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年），災。淳熙丙年（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年）僧了性重建。寶慶丁亥（寶慶三年，一二二七年）複災，僧守淳易以磚，凡七級。嘉熙戊戌(嘉熙二年，一二三八年)，僧本洪始易以石，僅一級而止。僧法權繼之，至第四級。晉江人天竺院講主（天賜）作第五級及合尖，凡十年始成。”塔高四十八．二四米。 泉州開元寺西仁壽塔，據《雙塔記》雲，建于梁．貞明二年（九一六年），號無量壽塔。宋．政和甲午（政和四年，一一一四年），據傳有青黃光起塔中，光束直沖雲霄，不久變成五色光彩，天明乃滅，因此賜名仁壽。紹興乙亥（紹興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年）災，淳熙年間，僧了性再造，複災。僧守淳易以磚。紹定元年（一二二八年），僧自證始易以石。嘉熙元年（一二三七年）竣工，先鎮國塔十年而成。塔高四十四．○六米。 此外，此外，泉州僧人法超禪師在北宋．皇祐間（一○四九∼一○五四年）以親老歸養，建塔其鄉，名鎮海塔。 北宋．元豐（一○七八∼一○八五年）間，僧可遵，居清源遵岩，得施利則鏤金繕橋，構築殿藏，建三石塔於岩之百丈坪。（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可遵》） 石獅的萬壽塔，又名“關鎖塔”，俗稱“姑嫂塔”，在寶蓋山上。據《泉州府志．山川》記，關鎖，水口鎮塔也。登之可望商舶往來，南宋．紹興中（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僧介殊建。故萬壽塔即是風水塔，也是出入泉州灣舶的航標燈塔，塔高二一米。 祖珍，南宋．興化林氏子，後主承天寺，造七佛石塔於三門之外。 南宋．紹熙間（一一九○∼一一九四年），僧守淨建資聖僧寺塔、嘉泰塔。 泉州開元寺拜庭有兩座波羅門金塗式石塔。通高五．四八米，每面刻四尊佛像，塔身四面刻圓拱龕，龕內浮雕故事圖。塔頂四個轉角雕刻帶翅膀的怪獸，頗似唐墓出土的愧頭俑。塔頂為方形石蓋，四面刻佛的稱謂，頂為複蓮盆及多層相輪尖頂。塔頂四個轉角堅起的石雕山花、蕉葉。卷雲、人物故事畫。左邊一座塔的須彌座上刻：“右南廂梁安家室柳三娘，舍錢造寶塔二座，同祈平安。紹興乙丑（紹興十五年，一一四五年）七月題。王思問舍錢三十貫，乙酉重修。”一九八二年八月，颱風刮倒拜庭巨榕，榕樹壓倒石塔，塔中清理出五代時時泉州刺史王繼勳等善信捐資雕刻的佛頂尊勝陀羅經幢。又清理出銀質鎏金觀音像，背面刻“泉州右南廂宣明坊女弟子柳三娘，與夫主樑安共舍寶塔一座，永充供奉，闔家人口等增延福壽。時紹興十五年六月日”。從銘方舍錢造塔的目的是“同祈平安”和“闔家人口等增福延壽”，這表明了宋代泉州佛教的進一步世俗化。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定諸》載：“定諸……嘗造塔筍江石盤之上，因置院以石塔名。” 立石經幢 宋代，泉州的僧人和善信，繼唐、五代之遺風，創建了不少的石經幢，對佛教在泉州的傳播起了很大的宣傳作用。 現存的還有“淳化元年（九九○年）庚寅歲十二月二十八日”創立的《泉州招慶禪院大殿前佛頂陀羅經幢記》，為招慶禪院僧元恪撰，是“清信長者劉熙與弟闡，同發菩提心，舍淨地之所建。”可見，這座唐末義存分燈弟子的招慶寺，北宋仍然存在。 淳化二年（九九一年），泉州承天寺的陀羅尼經幢，為僧人嚴福舍資所創建。 泉州水陸寺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為僧宗美撰文，經幢為善信陳僧舍所居地為基址，創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一○○八年）。 天聖三年（一○二五年），承天寺陀羅尼經幢，為僧體明等人施捨所創。 開元寺天對九年（一○三一年）陀羅尼經幢，為泉州清涼院僧智賢募緣所創。 此外，還有南安豐州桃源宮的尊勝陀羅尼經幢，高高七．八米，八面正書，全幢七層，雕刻精美，有重翼羽狀飛天。為“南安縣清信女弟子葛門陳二十二娘……夫葛二十七郎”舍資創建。建經幢的目的是為“考妣二親追薦……同保平安，特抽襄賄虔于當境神仙坊”建經幢，並鑿井一口，時北宋．天對三年（一○二五年），經幢保存完好，為現存經幢之典型。從經幢上的文字看，北宋泉州的善信，佛、道都求，這是佛教世俗化趨向的又一例證。 還有泉州北門通天巷的陀羅尼經幢，通高六米，作十三層，但文字多剝蝕，簷角雕刻羽翼和飄帶飛天。其造型同豐州桃源宮石經幢，但造型較小而已，應是北宋所創。後經幢被圍入泉州機電廠，為保護起見，一九八六年移至承天寺內。 泉州南宋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為長方形，四面，高五十五釐米，每面寬三十二釐米，輝緣岩雕成，保存完好。正面浮雕彌陀佛坐像，肩後浮刻一個光圈，跌坐仰蓮臺上，身披袈裟，面龐豐潤，兩耳垂肩，慈眼下垂，佛像高二十五釐米。彌陀佛屈右臂，作佛心印，左手平放腿上。紀年為“嘉定八年（一二一五年）歲次乙亥六月十四日造”。這是泉州發現的有紀年的唯一南宋石經幢。 石雕佛像 宋代泉州佛教石雕塑像也有很高的水準。 較著名的有晉江縣東石鎮岱山南天寺的石雕彌陀、觀音和勢至坐像。佛像高六米，寬三米，造型魁偉，形態威嚴而穩重，現出文靜和慈祥。該三尊坐像，是僧守淨在南宋．嘉定（一○二八∼一二二四）中未建石佛岩時所鐫，並刻“泉南佛國”四大字於旁。 晉江金井鎮小三村西資岩五尊石佛雕像（僅存三尊），據《福建通志》載，為宋．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年）創建，正中如來佛高四．六米，肩寬一．六米，兩旁觀音、勢至稍次之，妝金身，赤足踏蓮台。 泉州北郊清源山瑞像岩石室的釋迦立姿瑞像，依山石雕成，高四米，寬一．五米，神態莊嚴肅穆，慈祥大方，左手下垂，掌心朝外，右手高舉平肩，作無畏手印，首飾螺髻。岩上刻“大宋．元祐二年（一○八七年）歲次丁卯，眾造釋迦瑞像”。 還有泉州東北郊賜恩岩石雕觀音坐像，高四米，肩寬一．九二米，六道垂發分披雙肩，雙手切合，掌心向上，慈眼低垂。據《閩書》引泉州《淳祐志》雲，“元祐間（一○八六∼一○九四年），民夜間見光相，鐫白衣觀音像於岩端”。 此外，泉州還有許多宋代佛教石雕像，刻工圓熟，是為泉州佛教藝術雕刻的珍品。 如大型力人柱礎石雕，高八十二釐米、頭頂直徑三十釐米，赤腳左膝跪地，左手撐腰，作用力狀。力人足與手腕皆帶圈飾，上體裸露，腰部纏帶打結。頭部嘴寬、鼻大、眼大、眼皮下垂，額上有深皺紋，頭頂戴菩提樹葉編成的帽子，兩耳大而垂肩。就力人的整體看，完全是西南亞人的形象。《諸蕃志．天竺國》雲，北宋．雍熙間（九八四∼九八七年），天竺僧人羅護那航海到泉州，“買隙地建佛刹於泉之城南，今寶林院是也”。這是外國僧人在泉州建的唯一的佛教寺院。此大型力人出土于南門城基礎，因此有的學者認為是寶林院的建築構件。 泉州崇福寺有兩尊宋代石雕像，刻工精細傳神。既為泉州宋代佛教小型石雕珍品，又表明崇福寺曾是南禪宗寺院。 石雕之一是一位修行的尊者，輝綠岩雕成，高六十九釐米、肩寬二十八釐米。尊者頭髮捲曲，胸前肋骨條條突出。右手執經卷，左手摸在頭頂上，面部表現出“頓悟”的喜悅表情，雕工傳神。一九五四年，英國皇家亞細亞學會雜誌，第一、二合刊期，登載約翰．福斯特文章，認為該石雕的題材，似是印度的涅槃。但是我們從尊者的面部表情看，更像是佛教禪宗的“頓悟”表現。 另一尊佛教小型石雕像是佛教禪宗始祖達摩的坐像。輝綠岩雕成，像高五十八釐米、肩寬二十二釐米。坐像頭部側向右，頭無發，合眼、閉嘴，兩頰皆鬍鬚，面形像西南亞人。兩手合抱平抬于寬大的袈裟裏，足履僧鞋外露，衣褶刻工流暢。 宋代泉州佛教著名石雕還有開元寺鎮國塔須彌座上的佛傳圖浮雕。這一列佛傳圖浮雕原有四十方，現僅存三十八方，皆用泉州的名產棗玉晶瑚青石雕成，石質柔韌，刻工精絕。其藝術水準，遠勝於鎮國塔塔身上的菩薩、天王和力士石雕。這群佛教神話故事石雕的內容，大都取材印度，但石雕的人物裝束及周圍環境佈置，已經全部中國化了。這群藝術石雕作品，可稱古代建築中之瑰寶。考古學家認為，堪與南京棲霞寺、山西雲岡石窟的佛傳圖雕刻相媲美。一九三五年，瑞士人戴密微、德國人艾克合著《刺桐雙塔》一書，把這雕刻群譽為“神奇的雕刻藝術”。這一雕刻群，既反映宋代泉州佛教的文化藝術，又反映了宋代泉州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海外貿易的繁榮。 造橋 宋代，泉州僧人造橋尤其突出，有利交通的發展，促進經濟文化的交流，是造福千秋萬代的公益事業，同時也是弘揚佛教思想文化的一種手段。 宋代泉州十座著名大石橋的興建和修建，有七座與佛教僧人有關。 如橫跨泉州與惠安之間的洛陽江上的萬安橋（俗稱洛陽橋），全長八百三十四米，寬四．九五米。橋的南北兩端各造四座塔，其中一座婆羅門金塗式塔上，刻《偈菩月經》及釋迦造像。橋堍上各有四尊石力神，守護橋頭。這一切均按佛教的要求而為之。據乾隆《泉州府志》載，皇祐五年（一○五三年），僧人宗善等倡議造石橋，以後泉州太守蔡襄續之。 安平橋，橫跨晉江安海鎮與南安水頭鎮之間，據乾隆《泉州府志．水利橋渡》記，宋．紹興八年（一一三八年），僧人祖派倡建。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年），泉州太守趙令衿續之。橋長二千二百五十一米，約五華里，俗呼“五裏橋”。橋上建有佛教塔幢數座，橋頭有石力神守護，橋的中亭祀觀音。 石筍橋，俗稱浮橋，在泉州城臨漳門外，橫跨晉江下游。紹興三十年（一一六○年），僧文會倡建石橋，全長約二百六十多米，橋上南北兩端各建有四座婆羅門金塗式石塔，塔上刻釋氏成佛的故事，橋頭有力士守護。為解決兩橋墩間的跨度過長，石筍橋採用“伸臂式”的砌築方法，這是宋代泉州僧人的創造。 鳳嶼盤光橋，在泉州東門外，橫跨潯美、烏嶼間，寶祐年間（一二五三∼一二五七年），僧人道詢建（今於橋址築跨海長堤），長一千三百多米。 普利大通橋，在今石獅，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年），僧人智資董其事，長六百多米。 玉瀾橋，在府治東南二十公里，橫跨海港三千三百多米，紹興年間（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僧人仁惠修。 蘇埭橋，在晉江縣海尾鄉，長七千二百多米，以通泥難行處，紹興二十四年（一一五四年），僧人守徽建。 此外，宋代泉州僧人還建造、修建許多石橋，幾乎遍佈各縣，比較著名的有： 泉州臨漳門外的龜山橋、棠陰橋和甘棠橋，皆慶元四年（一一九八年）僧人了性重修。 登瀛橋，在十九都，僧人道詢建。 悲濟橋，皇祐年間（一○四九∼一○五四年）泉州僧人法超建。法超以親老歸養，鄉有水為海支港，寒月潮汐，行人出沒泥塗間。超憫之，募造石橋，長八百尺，凡一百三十間，中為亭，以休來往，名曰悲濟橋。 蚶江橋，在二十三都，元符年間（一○九八∼一一○○年），僧人懷應建。 龍尾橋，在二十三都，僧道詢建。 吟嘯橋，在三十都，咸平年中（九九八∼一○○三年）僧人行珍等易為石橋。 濠市橋，在四十都，大觀年間（一一○七∼一一一○年），僧人宗爽建。 安濟橋，在四十五六都，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年），僧人了性建。 康溪橋，在四十五六都，慶元二年（一一九六年），僧人紹傑建。 濠溪橋，在四十五六都，大觀年間（一一○七∼一一一○年），僧人宗爽建。 金□橋，在四十七都，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年），僧人白昕等建。 金雞橋，在南安九日山下，橫跨晉江，南宋．嘉定年間（一二○八∼一二二四年），僧守靜始建石橋，長一百餘丈有奇，上構亭屋。後水決其半，僧惠魁重修。 嚴浦橋，在二都，嘉熙二年（一二三八年），僧人宗佑重修。 惠安縣獺窟嶼橋，開禧年間（一二○五∼一二○七年），僧人道詢建。 名僧名著 宋代，泉州佛教寺院出現一批著名僧人，他們或以佛理精通，或以道術精深，或能文善詩而著名。他們在學佛的同時，又兼通儒術，以便與儒家爭辯抗衡。 “行通，博洽經論。州刺史陳洪進以旱請雨，通期三日，果如所言。洪進奏賜命服，名法慧大師。” “道岑，齓年為開元藥師僧，蘊藉能下人。宋．建隆三年（九六二年），歸從效，以威明王廟改上生院居，岑為第一世。陳洪進繼治，予岑僧統印，賜號法濟大師。”（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道岑》） “谷泉，號大道禪師，為僧南嶽芭焦庵。嘗至湖湘，參慈明禪師，還而作偈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扶我自眠。’”（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穀泉》） “至聰，居開元寺，說經妙乎空有。”（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至聰》） 戒環禪師，居開元寺，空寂自怡，深造道妙。曾作《法華經》、《楞嚴經》要解，又作認《般若經》、《法華經》和《楞嚴經》，為以後談佛道者之宗。 清豁禪師（？∼九七六年），俗名張玄應，五代末宋初．福州永泰人。 五代．閩國．龍啟元年（九三三年），清豁禮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落發受戒，後與沖煦長老結伴禮謁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清豁經契如庵主點撥，雖得個信處，然不能完全自肯。於是雲遊四方，參訪佛教名家，印證佛理。又前往泉州禮睡龍山道溥禪師。道溥禪師遂予印可，並接納為入室弟子，成為道溥法嗣。 南唐．保大十五年（九五七年），清豁禪師募建泉州開元寺上方院，居之。後清源軍節度使兼泉南等地觀察使留從效之邀，出任漳州保福寺主持。 北宋．建隆三年（九六二年），清豁辭眾歸山，到安溪縣依仁裏（今龍門鎮溪瑤村）貴湖山青林岩（時稱龍安岩）結庵定居，是青林岩開山祖師。太平興國元年（九七六年）冬圓寂。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年），刺史陳洪進奏賜紫方袍，號性空禪師。 “元應，依兄從允為僧，後蔔庵貴湖，與清豁鄰居。開寶三年（九七○年），漳刺史陳文灝創寺泉南曰報恩，致應主之，奏賜紫衣，定號惠禪師。”（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元應》） “禹昌，博聞強識，苦節自勵，孑立寡與，後隱陽原山，賦山居十章，有‘饑食無名草，寒燒落葉薪’之句。門人迎歸，卒。”（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禹昌》） “道善，祥符（一○○八∼一○一六年）中居伏虎岩，與虎同寢，時抱虎子示人。元．景泰間，邑人連應元刻其事於岩石。”（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道善》） 定諸，晉江人，精心內典，兼通儒書，有《法華》詩集行世。 宗已，智能過人，初主資聖院，夏講經聽者千人，後又主持承天寺、千佛院、寶林院。 “法周，住開元寺，號文慧大師。咸平（九九八∼一○○三年）中，郡守宿翰至寺訪之，行殿墀，見其下數莖草，指問曰：“舊謂紫雲蓋地，凡草不生，因甚今卻有此？”周應聲曰：“地因培客土，凡草有時生。”翰深嘆服。天聖元年（一○二三年），趺坐而化。”（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法周》） “惟慎，戒行潔清。天聖（一○二三∼一○三二年）中，游京師，歸。會魯公問曰：‘闕下無禪侶，如何住得君？’惟慎應聲曰：‘敢言知己少，性本類孤雲。’太守簡以主西山廣福辭歸，居羅山禪院。”（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惟慎》） “壽長，風度凝遠，嘗游京師，及還，郡守蔡襄選居僧正。熙寧（一○六八∼一○七七年）中，少卿丁竦延之尊勝，未幾去。年七十七終。”（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壽長》） 法輝，居廣福院，禪餘以詩自娛。 本觀禪師，北宋．晉江人，熙寧間（一○六八∼一○七七年），太守陳樞延主開元寺粥院，參政呂吉父複延主開元寺法華院。連奏賜錦衣及圓覺師號。後複連主大中、崇福、水陸諸寺。他如尊勝閣像、石筍橋亭，皆觀所造。 “宋．洪氏女，名聖保，居將軍岩岩。年五十，于惠安龍泉出家，布衣，一食或絕粒。逾年，（北宋）皇祐（一○四九∼一○五四年）間，鄉人夜聞音樂聲，次早結髮更衣而卒。”（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 招慶禪師，晉江人，皇祐（一○四九∼一○五四年）中入漳州開元寺祝發，與孫覺、秦觀、僧道潛相善。道力深厚，廣大微妙，無不通達。後為人說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蔔筮，或以方藥，下至俗諦，皆能隨其根器，是精通儒、道、釋、巫、醫的通才。 “可遵，胡髭碧眼，狀如胡僧。居清源遵岩，得施利則鏤金繕橋，構築殿藏，建三石塔於岩之百丈坪。北宋．元豐（一○七八∼一○八五年）間，太守王祖道延主開元尊勝。”（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可遵》） 僧普足，永春人，得法於大靜山明禪師。北宋．元豐六年（一○八三年），居安溪清水岩，據傳有禱雨、驅鬼異能。佛教僧人得法祈雨、鬥鬼皆佛教受道教影響世俗化的表現。後累受封賜，名為清水祖師。 子琦，北宋．惠安人。講貫群經，尤長於《楞嚴經》。曆居名山，皆成藂席。後居廬山，泉守陳偁延歸，使主羅山。後主承天。崇寧（一一○二∼一一○六年）中，以太守潘玨奏賜紫衣，號昭覺大師。有《五會語》傳世。 “守卓禪師，開堂東京，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年）臘七示寂。”（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守卓禪師》） 有朋禪師，北宋．南安人，元豐二年（一○七九年），泉守陳樞致朋主教開元寺，宣和六年（一一二四年）寂。有《兩會語》、《頌禪餘詠》行世。 慶老禪師，南宋初泉州人，能文而禪，與李邴結庵於清源山舟峰之麓。所著《臨濟宗旨》一書，補充了僧惠洪《僧寶傳》內容之不足。 “繼松，出家開元寺天佑院，清修自厲，未嘗惰容。夏則取水以飲行道，如是有年，時人名之曰‘施水道者’。”（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繼松》） “道潛，南安黃氏子。參諸名山，適其兄教授饒州，奉母之官。潛至饒省侍，遇巨盜破城，潛負母逃歸。遊五峰龜岩，翦棘屏翳，十七年不出。老而退居承天，作放生池，大旱不涸。卒年八十。”（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道潛》） 宗達，字無外，南宋．晉江人，有詩名。居開元寺普賢院，真德秀延以主崇福寺。考訂佛經諸偽字，禪門宗之。 太初，南宋．晉江人。嚴律行，兼能詩、古文。住開元尊勝，後主報恩寺、大溈溫寺。嘗出《孟子．夜氣章》以授學者，名《牛山經》。作文簡嚴有體，如泉州《承天寺僧堂記》。 “雪徑，居晉江承天寺，奉詔至京說法，稱旨，有金襴袈裟禦扇之賜。”（清．道光《晉江縣誌．卷六十．人物志．仙釋．宋．雪徑》） 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泉州佛教與儒、道合一的表現 宋代，隨著泉州佛教的本土化和世俗化，佛教日益與儒、道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逐步形成泉人不管什麼菩薩，見佛便拜的獨特習俗。 泉州南安九日山下有延福寺（太康年間建），寺內水陸堂祀民間俗神通遠王。進士李邴作《延福寺水陸堂記》裏，對慧邃禪師以佛戒改造遠王神祠的殺牲祭祀行為，表示了高度的讚賞。說“師以佛戒信於神，其有不信於人乎；神以佛戒惠於物，其有不惠於人乎？是佛與神交致其道、人與物兩蒙其利”。這些都是佛教改造神仙信仰的例證。 從九日山延福寺的歷史看，唐．鹹通年中（八六○∼八七三年），在延福寺裏建靈樂神祠，祀通元王。宋．元豐年間（一○七八∼一○八五年），開始在通遠五神祠舉行由地方官員主持的航海祈風典禮。 宋．紹興元年（一一三一年），慧邃禪師以佛戒改造世俗化道教的祀神儀式，美其名曰“是佛與神交致其道，人與物兩蒙其利”。但是南宋泉州地方官員卻不遵守此佛戒，他們仍然于每年夏、冬兩次祈風於九日山通遠王祠，又是“桂酒椒漿，為舟預請”，禮畢，又是“飲福”。 如果從唐．鹹通以後延福寺發展的歷史看，它實際是佛、道融合的發展見證，至北宋．元豐以後，道教俗神通遠王神的聲譽，已遠遠超過延福寺的佛教，以致九日山摩崖儘是祀通遠王神的祈風石刻。 南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在《祭大仙祈雨祝文》雲，“夫以佛道之尊，仙道之大，固萬靈之所命”，把仙、佛放到同等地位一起禱祝，這是宋代泉州儒、道、釋合一的事例。 佛、道的融合，在一些僧人身上體現得很明顯，是佛教受道教影響而世俗化的表現。如： 招慶禪師為人說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蔔筮，或以方藥，下至俗諦，皆能隨其根器，是精通儒、道、釋、巫、醫的通才。 僧普足據傳有禱雨、驅鬼異能。 僧道詢，南宋．惠安人，據傳遇王陽仙人，授以粒丸，服之而得道術，能“朗悟內典，精勤戒行”。 海外交流 北宋．雍熙年間（九八四∼九八七年），天竺國僧人囉護哪航海至泉州，番商因為他是外國僧人，競相以金繒珍寶佈施，囉護哪用所得財物，在城南購得一隙地建佛刹，有殿宇三進和放生池，稱寶林院。 宋．元祐二年（一○八七年），泉州海商徐戩，先受高麗財物，於杭州雕造《夾註華嚴經》等二千九百餘片，用海舶載去交納。 南宋．嘉定十年（一二一七年），日本僧人慶政上人隨泉州回舶來泉，僑寓泉州開元寺學法。翌年回國時，從泉州開元寺帶回福州版《崇甯萬壽大藏經》兩部，今仍存宮內省書寮；還從泉州帶回在泉州阿拉伯僑民中流傳的“南蕃文字”的阿拉伯詩歌集《波斯文書》，對日本譯經事業和中國印刷術的傳播起了促進作用。日本宮內廳圖書寮所藏福州版大藏經的《大涅槃經》卷三十三的版心中有“日本國僧慶政舍”的題記，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二十三的版心有“日本國僧慶政舍，周正刀”的題記，又《大般涅槃經》卷三十六的版心中有“日本國僧行一舍版十片”的題記。高山寺舊藏的《波斯文書》的前言中寫有：“此是南蕃文字也，南無釋迦如來，南無阿彌陀佛也，兩三人到來舶上望書之。爾時大宋嘉定十年丁醜於泉州記之。” 宋．鹹淳三年（一二六七年），日本法師大拙祖能，率數十僧人到泉州開元寺學禪，回國後在楞岩寺講經，聽者竟達三萬多人。 宋末元初泉州少林寺毀於戰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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